聂鲁达散文《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智利当代著名诗人。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他的诗歌既继承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德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既吸收了智利民族诗歌特点，又从沃尔特·惠特曼的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倾心的形式。聂鲁达的一生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爱情。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聂鲁达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中国。1928年他作为外交官赴缅甸上任时，出发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中，他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访问中国时他得知，自己的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繁体“聂”）组成，于是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里学到过任何写诗的诀窍；任何会让后起的诗人们从中得到点滴所谓智慧的关于写作指导、方式和风格的书，我也决不会去写。我之所以在这篇演说中讲到了某些在事，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在这个与事件发生的地点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远难以忘怀的旧事，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我总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我要寻求的明确无误的语言和方式，这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为了表达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份。在那里，大地的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致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现在以同样的心情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在渡过湍急河流的时候，在绕着牛的颅骨跳舞的时候，在高山地区清澈的水里洗澡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感受，是日后要与许多人交流的发自我内心的愿望，还是别人传递给我的兼含要求与召唤的信息。我不清楚，我当时体验到的诗意，我后来讴歌的感受，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我写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记述还是创作的诗、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朋友们，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决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的地方，才到达那块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确实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与人一道坐到友谊和责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认为指责或辩解都不是诗人的天职。总之，任何诗人都不是诗的主宰。如果有那么一个诗人一味指责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认为可以浪费生命去针对合乎情理的或胡说八道的指责进行辩解，我倒认为，只有虚荣心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如此极端的歧途上去。我认为，诗的敌人不存在于写诗或爱诗的人之间，而存在于诗人自己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诗人不是“小上帝”；不，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炊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进去，就是和全人类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理都没有允许我（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崎岖难行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划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份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使我们窒息。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

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作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弛。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词、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不管我谈到的诗人的这些责任是否正确，我将恪守不渝；我还决定，我在社会上和对待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具有自己的倾向性。我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光辉的失败、受人冷落的胜利、令人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

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像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继承的是受了许多世纪磨难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们本是最欢乐、最纯真、用石头与金属建造过神奇的塔楼、制造过光彩夺目的珍宝的人民，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义时代迅速遭到摧残，变得无声无息，而殖民主义至今依然存在。

我们灿烂的前途主要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绝没有互不相关的斗争和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遥远时代、惰性、谬误、热情、当务之急、历史急速变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说，如果我曾经为美洲这个伟大大陆的封建的过去效过犬马之劳，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不是因为参加了我国当前改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给予我的荣誉面前昂起头来呢？必须看着美洲的地图，面对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和我们周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拒绝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给予美洲人民的耻辱与受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没有再把个人当作太阳系中心的太阳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尽管它不时会有失误，但它每天总是不顾那些不合潮流的顽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之过急的人，不停顿地向前迈进。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的使命。

迄今恰好100年，一位才华出众的不幸诗人—一个极度绝望的人——写下了这样一句预言：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些壮丽的城池。

我相信兰波这句有远见的预言。我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省份，来自一个地处偏远因而与一切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我是诗人中最不走运的一个，我的诗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区的局限性。但是，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才能带着我的诗，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这里。

最后，我必须对善意的人们，对劳动者们，对诗人们说，兰波说过的那句话表达了整个未来，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因此，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引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聂鲁达散文选》，1987年，林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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