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之死

戈麦之死

　　1991年9月24日，有北大“校园诗人”之称、毕业后任《中国文学》编辑的青年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万泉河，时年仅二十四岁。

　　戈麦，原名褚福军，祖籍山东巨野，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诗人西渡是戈麦的北大校友兼诗友，两人私交甚好。毕业后因两人单位离得不远，交往接触最多，关系也最亲近。戈麦自杀前一天，西渡是北京他们那个诗人圈子中唯一与之接触过的一位生前好友。西渡后来撰文详细记述了戈麦走向死亡之前的举止及生活场景：

　　今天，当我从火葬场回来，我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些天，我一个人下了班回宿舍，仍然不能相信：他再也不会坐在那里等我了。永远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人的死亡：朋友中最年轻、也是最有才华的一个，曾开玩笑地自称为“谨慎的人”，温雅持重，有着长者的胸襟。9月22日，中秋的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我那儿，当时我正躺着看《弃儿汤姆•琼森的历史》。他说一个人喝了一瓶半葡萄酒，就在另一张床上躺着歇了。我问他最近怎么喜欢自己喝一点，他说心里有不少事。我也只随便地追问一句：是否不大好说?他没有吱声，手里抓了本书看，我也就自己看书了。五点来钟，宿舍里有人回来了，他站起来要走。我说一块儿吃饭吧，他表示不吃了。我以为他酒后不想吃东西。就放他走了。没想这一走竟成了永诀。

　　我是10月10日的晚上才知道他失踪的，从那时到10月19日确证他死亡，我却一天比一天更相信他就要回来。一些朋友打电话给我，我的乐观态度也使他们放了心。直到19日上午，李子亮打电话给我，说在北大发现了他的包，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到下午就确证了他的死。

　　戈麦极富才气，对文学、对诗歌的热爱发自内心。其写作极投入，也极勤奋，在当时北大诗人那个小圈子里，是有目共睹的。在对人处事上，戈麦也很真诚，很义气，口碑极佳。在朋友眼中，“他的一生是完美的”，“真正做到了‘像写的那样生活’”。

　　戈麦出人意料的自杀辞世，在诗歌圈子内外，人们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惋惜、感叹以及深沉的思索。
　　

从“北大荒”到北大

       戈麦出生于1967年，那个宝泉岭农场，靠近边境。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极有名的一个地域——“北大荒”。这块当年曾流放过著名作家丁玲、萧军、骆宾基、吴祖光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其“文革”下乡“知青”中又出过张抗抗、梁晓声，这些都是后来驰名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戈麦祖籍本是山东巨野，父母也是当年“支边”来到“北大荒”的。戈麦生于长于这块中国北部边陲冷漠荒凉、却始终充满神奇色彩的黑土地，其后来显露的文学天才与诗歌灵气，应该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北大荒这块神奇土地对戈麦产生的影响，同时来自北大荒、后来也成了戈麦诗友的桑克颇有自己的看法：

　　我和戈麦都来自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现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俗称“北大荒”)。那里极似俄罗斯腹地。丘陵与平原。白桦与马尾松。沼泽与冬日浩瀚的大雪。乳牛与初春的泥泞。向日葵与河水中细碎的红色的满江红。然而他说：我没有故乡。地球是他的故乡。

　　我终于看见故乡最壮阔的景象：无边无际的麦地。麦地之上只有自由的飞鸟和云。他的名字，得永生的名字。

　　桑克的意思很清楚，戈麦最终选定用“戈麦”这个笔名，其实是与他的故乡北大荒有关(尤其“无边无际的麦地”的意象)。
　　戈麦去世后，桑克不无遗憾地认为戈麦对故乡的“醒悟”太晚。“在他1991年的最后时光中他终于写到‘农场’。也许他只是到了终结时辰才醒悟故乡的含义、家庭的温暖。而他目睹的却只是‘农场的背影’。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桑克写道，又说，“他的家庭，他1990年逝世的母亲，他‘文化革命’的童年，他的小学和中学，他的品学兼优和孝顺——对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然而这却是极其重要的。”

　　戈麦还有个哥叫褚福运，很喜欢文学，戈麦从小受其影响，对文学也很着迷。中学时，戈麦文科、理科成绩都很好；高二分科时，受其兄影响，选择了文科：不过，临到高考前夕，他却后悔了，极想改学理工科。戈麦当时不知受什么影响，认为学理工、搞发明创造之类，才会对社会以至整个人类更有益。在无法改变报考分科的情况下，戈麦甚至一度萌发了降一级重读高二、然后改学理工科的极端念头。经家人及同学、老师劝阻，戈麦才没降级改读理工科。好友西渡认为，这是当年戈麦受民国时代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所致。

　　当年参加高考，即使最终还是考文科，选专业时，戈麦还是报考的经济类专业。他心中理想之地，是在东北地区有点名声的辽宁财经学院。结果戈麦当时考分甚高，被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

　　能从遥远边塞之地北大荒，考入中国“第一学府”北大，这是多少学子、家长梦寐以求的事。可戈麦对此并不满意。他不满意的是古典文献这个专业，甚至又想放弃这个上北大的机会，来年重考。在学校及农场的一些人看来，这个想法简直是“发疯”。最后，在兄长褚福运劝说下，戈麦才多少带点勉强之情地来北大报到。

　　甚至进入北大后，戈麦仍对学经济感兴趣，不满意自己所上的中文系，尤其不喜欢古典文献专业。西渡说：“在北大，他同时上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并希望转经济系，后因故未果，为此很沮丧了一阵子。”

　　不过，毕竟北大不愧为北大，是一所不同寻常的积淀着超强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它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有一种强大的精神作用。

　　正是因为这样，进入北大不久，经历过短暂的适应和彷徨之后，戈麦就克服了那种因专业不合口味而产生的浮躁和不安，以及一度的情绪低落。尤其是他真正对文学与写作发生兴趣、从头脑中固有的“经济救国”情结中彻底解脱出来以后，一切都改变了。

　　实际上，这位来自边陲之地北大荒的“老六”(当时北大中文系来自整个东北的男生只有八人，戈麦排行第六，因之获得“老六”的雅号)，在北大校友中，是个难得的多才多艺者。大家公认，在中文系写诗的人中，戈麦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戈麦兴趣爱好相当广泛，课余喜欢武侠、侦探小说，曾习武术、拳击，对体育的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和工作以后。篮球场和足球场上，他是主力，其体格也相当强健。戈麦能下棋，象、围棋都是系里的强手，因此得到一个“褚八段”的外号，后来大家干脆叫他“八段”。

　　西渡在他那篇回顾北大校园生活和校园诗人的文章中，曾经谈到戈麦关于乐器的典故：

　　当时班上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在学二胡，每天端坐于楼梯口练琴，但是几年下来技艺惜无长进，一如白居易所谓“呕哑嘲哳难为听”，同学戏之日“锯”。有一次班上聚会，这同学自告奋勇为大家“锯”了一曲，举座皆掩嘴窃笑。完了戈麦说，让我试试，甫一扬手，一室肃然……但此前没有人知道戈麦会乐器。此后也再未见他碰过乐器。

　　西渡认为，“这件事很能体现戈麦性格之一斑。他将自己隐藏得很深，因此他的个人生活没有人了解，我虽是他交往密切的朋友，但也从未向我谈起他的私事”。

　　这也说明，戈麦尽管年轻，却有性格深沉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自杀之前，面临生死抉择这种人生大事之关头，哪怕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他也举止言行如常，让人一点看不出征兆。
　　

后起的北大诗人

　　在北大出身的诗人中，戈麦无疑算是后起之秀。从北大出身的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有影响和知名度的诗人。先后有熊光炯、西川、海子、骆一禾、阿吾、斯人、西渡、戈麦、臧棣、清平、麦芒、蔡恒平、缪哲、陶宁、海翁、张旭东、橡子等。其中熊光炯是北大中文系78级学生，算是自高考恢复以来从北大走出的诗人中最早的一位。当年，“张志新事件”成了热点，熊光炯创作的那首《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良心》在文坛内外颇获佳誉。

　　稍后一点，是以西川、海子、骆一禾等“北大三剑客”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活动于北大校园那一批。其中，以西川、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名气最大，诗作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他们属“第二代”。

　　戈麦与西渡、臧棣属于比西川、海子、骆一禾更晚那一批。他们考入北大时，西川、海子等人已经毕业离开北大，各奔东西。不过，由于有西川、海子这批北大校园诗人留下的影响以及北大传统，戈麦、西渡、臧棣这些“新生代”，很快成了北大诗人中的后起之秀。戈麦算是“第三代”中的代表人物。先后成名后，他们都承认海子、西川这些北大“师兄”对他们曾经产生过的影响。

　　戈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据说，他早在初中时，就写过一些抒情小诗；高中时期，还尝试过小说创作，曾写过一篇题为《放牧》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可惜未曾留下来。

　　进入北大校园后，戈麦开始写诗，大概是在1985年前后的事，而且也是通过当时在北大销售《新诗潮诗集》这件事为开端，并受之影响而开始的。

　　戈麦自己也承认，他也是通过《新诗潮诗集》接触到朦胧诗的。他写道：

　　“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

　　“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这成了后来人们认识解构诗人戈麦短暂人生及其价值观的一句核心话语。

　　不过，在北大时期，戈麦和西渡一样，始终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成员，他真正开始正式的文学写作，并以成为诗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从1987年秋他得以转入中文系文学专业开始的。1987年秋天，戈麦、杨光和西渡三人一起转到文学专业，这也是他开始走向创作的时期。戈麦最早的作品西塞看了觉得不错，就推荐给了北大“五四文学社”办的《启明星》，给发表出来。他最初用的名字是“白宫”。

　　诗人桑克回忆与戈麦相处的时光不无眷恋之情：“他是贫穷的，衣着朴素，却常常问及我和其他友人的生活。我们常常一边煮一锅清水白菜，一边谈论诗歌，谈论历史以及我们的使命和工作。我甚至已记不清许多相似的图景。我们一起熬过的冬日与初春。外面的大风和大雪。”

　　西渡等人认为，1987年对北大诗歌、甚至对北大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元旦前后，举办了第一届北大艺术节，使得这年成为北大多年来艺术气氛最浓、最活跃的一年。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记。其中一件是，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在电教报告厅与北大同学举行了座谈会。其景象，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对戈麦、西渡、西塞等当时在北大的校园诗人来说，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座谈，很具诱惑性和启示性。正如西渡等人所指出的，这对北大诗歌和新—批“北大诗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崛起，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随着戈麦诗歌“处女作”在《未名湖》上的发表，戈麦在北大的诗人群体中逐渐为人所知并开始初露头角。后来他改用“松夏”做笔名，用这个名字发表的作品有《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瞬间》(发表在《滇池》上题为《艺术》)及《太阳雨》《克莱的叙述》等。

　　据西渡回忆，他第一次注意到戈麦的诗，是那首《冬天的对话》，诗句让西渡印象深刻：“想起冬末／在故乡的酒店中／躲避风寒……”西渡说，戈麦“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带进北方冬天的特殊氛围”，从此不禁对戈麦另眼相看。

　　1988年秋天中文系男生从三十二楼搬到三十八楼，西渡、戈麦、西塞、丁冬(本名杨光)、贺照田、郭新孝被分在一个房间。这六个人全是从外专业转来。有意思的是，六人中，除贺照田专攻文艺理论外，其他五个人都写过诗。

　　对与戈麦同在一个房檐下的难得时光，西渡至今颇有缅怀之情地回忆道：

　　我和戈麦住对床，都是下铺。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他读到我当时写的《当风起时》《梦中的纸马》等诗，告诉我最近的东西写得有起色了，并向我指出《当风起时》头一段的“灯火熄灭的走廊里”一行与全诗情调不合，问题出在“走廊”一词，应该换一个更开阔的词汇。这行诗我后来改过几次，一直不能令自己满意。直到戈麦去世，也还保留原样。我实在辜负了他第一次的批评。前两月整理旧作，我才将这行诗改过来，不知道他对我的改写能否感到满意?

　　不过，在另外一些人的笔下，戈麦及其“北大诗人”的校园形象和生活场景，，就不那么富有诗意。也是出自北大的校友，后来做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的阿忆，在一篇回顾北大人和事的文章中，专门谈戈麦其人其事。阿忆写道：

　　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褚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地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里、楼道里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帐篷。他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褚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校园之内和校园之外

　　戈麦心内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一生的里程，从诗歌的幻象经验人类的一切。一旦认定走文学之路，开始其诗歌创作，戈麦似乎就认为自己是为了诗、为了文学而降临人间的。在短短的四年内，他创作出数量惊人的两百三十多首诗歌作品，此外还有一些翻译文字、小说创作、理论和许多思想性札记。

　　在诗人圈子内，以学识而言，戈麦不仅是一个有着超强想象力的诗人，还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做什么事都非常扎实，下很深功夫。对朦胧诗和朦胧诗的代表北岛，戈麦就下过狠功夫进行研究。1988年春天戈麦撰成长篇论文《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系统评价了北岛的创作和心理历程，获该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本科生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这篇论文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瞩目。后来着手翻译戈麦诗集的日本学者是永骏先生，认为该文“分析透了北岛的诗语言”。这篇论文崭露了戈麦的批评才能。西渡说戈麦文学批评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而且一开始就显示了成熟的风采。

　　可惜，因为早逝他留下的诗论并不多。收在《戈麦诗全编》第七辑《诗论》部分，也仅有《起风和起风之后》以及《文学生涯》等数篇。

　　在朋友、同学印象中，戈麦是一个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很少有人能窥进他的内心城池。平时少言寡语，唯有当话题转移到诗歌上时，他的话才多了起来。他和诗友曾一起谈过北岛、海子，也谈布罗茨基和博尔赫斯。从聊天中感到戈麦对诗歌有着奉若神明般的热爱，除了诗歌和文学之外，大家很少知道他还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杜丽，当年在北大与戈麦同班，她忆及戈麦说，“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

　　不过，在朋友、同学心中，戈麦却是一个口碑不错、值得交道的好学友、好兄弟。正如阿忆所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乐于助人的人”。贺洪志说道：“戈麦给朋友的印象不仅温厚和善。且认真持重，胸有成竹。对自己各方面有高的要求。”“他对朋友的举荐不遗余力。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诗人相聚，他经常忙前忙后，搬椅子，倒开水。”

　　西渡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毕业前夕他与戈麦到房山实习的一段经历，其中一些细节，颇能看出戈麦之为人处事风格。西渡写道：

　　这年夏天，我们参加毕业实习，为北京市文化局作民间曲艺调查，本来安排我和郭新孝去平谷，我向系里提出和戈麦一组，同意了，被安排去房山……临从房山返校时，我邀他一起去房山的几个景点转转，他只和我骑车去了一趟周口店，再邀他去别的地方，就不肯了，说要赶紧把调查结果整理出来……那个调查报告主要是由他执笔的，后来开了稿费，他却坚持与我平分。

　　诗人桑克也多次提到戈麦这种乐于助人、自己不大在乎报偿的轶事。桑克说：“他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我请西渡和他为一部鉴赏书籍撰写香港当代诗歌部分。他不顾自己手中工作，欣然应允，根本不问稿酬标准和是否能够得到尽快出版。还有一次，我请他制订十九世纪德语文学的辞目。他很快完成。并跑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寓居的屋子。我看着这些字迹线索清晰的辞目，对他辛苦的劳动表示感谢，而他却置之一笑，且连一个名字也不肯署。”

　　最让桑克感动的是，桑克当年在诗坛尚无名气，诗作发表起来有些困难。戈麦挺身而出，将桑克的诗作推荐给《尺度》杂志，不仅受到赞赏并发表，同时还让桑克得以和《尺度》编辑部的同仁相识并建立起长久联系。戈麦去逝后，桑克甚至用誓言般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心绪：“他永远活着，至少在我的心中。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死。戈麦就不死。我们不死，戈麦就不会死。”

　　毕业分配后，由于收入不高，戈麦一度陷于经济窘迫状况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戈麦将大部分钱都用来购书了。戈麦去世后，西渡等一帮朋友，一起整理了他的遗物，结果遗物中“除了书，还是书”。为了多省点钱来购书，他吃饭、抽烟的钱都是掐得很紧的，但到月底往往还是上顿不接下顿。实在不行了，就有时打电话给西渡：“我到你那儿吃饭。”西渡说戈麦当时一直想买一个录音机，上半年发了奖金，以为可以如愿了，但是那点钱很快又换成了书，结果还是买了一个单放机了事。有时候误了食堂开饭的点儿，与西渡一起吃北京的“小馆”，往往只是一碗拉面，一瓶啤酒，而他是不喜欢吃面条的。偶尔点几个菜，也总是挑最便宜的。一道鲜蘑油菜便是两人的保留节目。一次点完菜，他调侃说：“咱们的风格已经形成。”

　　毕业后能留在北京，而且是任文学杂志的编辑职务，这对戈麦这种来自边远省份、且在京城毫无背景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幸运的事。不过，正因为在北京无家，无落脚之地，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写作的场所。最初，戈麦暂住在外文印刷厂的招待所，后来不得已又搬进一家小旅馆。那种小旅馆环境嘈杂而吵闹，乱象纷呈，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极不相宜。他几次在外头找地方住，或借，或租。最后，他终于在一处借用的平房里安顿下来，可是平房设施简陋，冬天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整日呆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那滋味，那份苦楚，可想而知。但他也一直坚持住了下来。他后来告诉朋友，那个冬天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

　　然而，戈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孜孜不倦地坚持阅读和写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戈麦的阅读非常扎实，总是边读边认真地做笔记。他去逝后，朋友清理遗物发现，各种分门别类的阅读笔记，足有二三十本。

　　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戈麦似乎在作他短暂人生的最后冲刺。他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般的简单生活，尽量减少与人的交往。平时的同学聚会，人们几乎见不到戈麦的身影，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阅读和写作上。他甚至可以做到，“上北图，中午不出来，藏身于两排书架之间”。

　　而且，他的写作态度极严肃，绝无时下那些急于想出名立身的年轻作家总想事半功倍的浮躁之心。戈麦下笔极为慎重。西渡说，戈麦每一首诗的写作，都经过认真的构思，连诗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在事先作过周密的安排。也由此，戈麦勤奋多思，以及似乎与生俱来的诗歌灵性，终于获得了报偿。诗界朋友认为，戈麦留给世人的两百多首诗，其中有许多篇是杰作，其若干小说和札记也极有价值。

　　戈麦对诗歌的完全投入，源于他对生活持严厉拒斥的态度。在诗里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有人认为，在语言中，戈麦为人的存在找到了其中丰富的赖以寄寓的家园，他与语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他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拯救。
　　

《厌世者》与“厌世者”

　　戈麦生前曾与诗友合办了一份文学小刊物，纯民间的，甚至是私人性质的小诗刊，却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且很灰色很低沉、甚至有点不祥之兆的刊名：《厌世者》。

　　关于办这份刊物的心理动因和经过情形，西渡认为深层的、直接的因素，是海子之死对他们这些尚活在人世的年轻诗人产生的心理冲击。

　　西渡在另一篇文章中，详及此刊筹办的具体经过：

　　1990年4月，某一天的晚上，我们两人在百万庄一家小饭馆喝啤酒。他动员我合出一个小刊物，半月一期，每人拿出十首诗。我担心这样快的速度，质量难以保证。他却很有信心，说只要认真搞，不会写坏的。后来证明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厌世者》一共出了五期，他的作品包括四十七首短诗和近三十篇“数行诗”。这些作品每篇都大有可观，有很多篇是令人难忘的优秀之作。

　　关于刊名的拟定，也很有点意思，那天晚上，两人一起在去戈麦在《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为刊物拟名。采用《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计破曹操的办法，每人在自己手上写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戈麦写的便是“厌世者”，西渡的则是“晚期”。相对一笑，戈麦说：“我现在才知道有人比我还倔。”

　　可见，《厌世者》这个刊名，很大程度上是戈麦的意思。戈麦以前是否早有“厌世”之情，由于戈麦平时性格内向、深沉，其内心真实思想很难对人透露，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其日常一些言行中，还是能露出一些端倪。西渡回忆，1989年秋天毕业时，“我并不是一个感伤的人，但在一片哭泣声中，也禁不住涕泗滂沱”。

　　而戈麦是全班同学中唯一忍住不哭的人，其深沉可见一斑。但在同学纪念册上，戈麦即兴发挥一写而就的警句，却隐隐透露出深藏内心的一些东西。他给陈朝阳的留言抄录了弗兰西斯•史加弗的诗句：“在神圣的厨房里／我在睡眠的家中／拖着瞎了的夜晚／我把世界抓在手中／如今我老了／我能用诗句丈量出生活。”在“志趣”一栏，他写的是“崇尚暴力，无事生非，无病呻吟，无事可做”。他在西渡纪念册上写的是：“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毒害了我们。”“志趣”栏上写着“狩猎、滑雪、爬山、赛车、阅读、胡说八道”。

　　在海子自杀半年多后的1990年1月，戈麦写下那首有名的"《死亡诗章》，诗中以海子自杀事件为线索，冥想“死亡”：

　　从死亡到死亡／一只鼬鼠和一列小火车相撞／／在这残酷的一瞬／你还能说什么……／／从死亡到死亡／一生中所有的果实／被一只只邪恶的手／催化成熟……一颗颗奸淫的火星／从来亡人的脸上飞过／尖叫着：“一辈子!”／／从死亡到死亡／一道雪白的弯路／行走着一小队雪白的兔子／一支灵魂的小乐队／用白布缠裹着脚／从死者婴孩般的躯体中／露出尖尖的头

　　戈麦还有一首广为诗友及论者所注意的《誓言》，其中也透露出某种“弃绝”之意。因此，有论者说：“也许死亡的欲念中有一近乎‘鬼打墙’的魔力，一旦走进这个迷宫，非大智大慧者很少有人再度走出。”

　　此外，戈麦在1990年5月1日这无写了一首诗《厌世者》。可见，“厌世者”对于戈麦来说，已是反复出现的意象，深入内里。

　　他和西渡合办的这份《厌世者》文学期刊，寿命也不长久，虽然两人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力。在《厌世者》出刊第四期之后，这份纯私人性贡、却非同凡响的小刊物终于停刊。“《厌世者》是他决定停刊的。”“他当时对我解释说，写作的习惯已经养成，《厌世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久前，他对我谈起《厌世者》停刊的事。我说我当时就猜想到背后的原因。并没有相信他，的解释。他跟我笑笑，彼此心照不宣。”其实，真实的停刊应该是经济上的窘困，让两人难以为继。
　　

悲情奏响《死亡诗章》

　　在戈麦的文集里一篇题为《文字生涯》的随笔中，戈麦谈到他喜欢月亮，以及由月亮而引发的死亡意象。他写道：“与太阳不同，我宁可相信月亮，相信它的皎洁、空朦，相信它的真实和梦幻。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庭院之中空望明月，直到曙光升起。我将一轮明月看作一面虚幻和真实世界的镜子。有时，从它的面庞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我。”戈麦直言：“这种习惯与死亡相通，我在过着一种无死无生的日子。有时，我对这样一种文字生涯有些惶惑。”

　　戈麦还在这篇文字里谈起接触博尔赫斯之后，博尔赫斯的精深博大对他的“拯救”：“就在这样一种怀疑自身的危险境界之中，我得到了一个的拯救。这个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然而，也许是戈麦内心深处那种死亡意象积累得太多了，太过沉重了，正如他那著名诗篇《死亡诗章》中所展示的，阿根廷这位世界级的文豪博尔赫斯，仍然没把年轻诗人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过来。

　　戈麦人生中那个“黑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91年9月24日，戈麦随身带着一个旧书包，离开了住处。书包里装着他的几乎全部诗作手稿，以及近年他与诗坛及文学界朋友通信往来的信札。

　　戈麦没去单位，而是一直向西，向西……在北大的一个公厕内，戈麦将装有诗稿的书包丢入粪池——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也要先结束这曾经让他喜悦、也带给他痛苦和忧伤的“文字生涯”——彻底地，不留一点痕迹地了断，他要一身轻松、一无牵挂地进入他心目中的“天堂”之地……

　　当天，戈麦自沉于万泉河。一个月后，朋友桑克将那一天称为：“本世纪最后十年中最初的黯淡的日子。”

　　桑克忆起他和戈麦在那个月早些时候的最后一次相见，那是离开校园后的新老“北大诗人”们难得的一次聚会相逢：

　　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9月5日晚。在戈麦堆满报刊书籍的办公室里。阿吾、西川、臧棣、清平、西渡、我，还有从台北来的诗人扬平。戈麦忙前忙后地搬椅子倒开水。

　　他搬了一把长条凳坐在上面。

　　没有烟了。我叫他一块儿出去买烟。烟摊很远，他怕大家着急，就一路小跑。

　　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我要改变写法了。他和我谈起西渡最近的想法和作品，谈起第二期《发现》。我告诉他我最近也改变了，写一种具有叙事成分的宗教剧。他表示肯定，无疑是鼓励我不走驾轻就熟的路，而走创造的新途。

　　我们笑着谈论日常生活的琐事和别的什么。但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竟成绝句，这一次见面竟是永别。我不能明白死亡来临竟是如此轻易。宿命，无始无终的宿命。

　　戈麦没留下任何遗言，也未有任何先兆。因此戈麦的自没，当时仅列为“失踪”。没发现遗体之前，自杀一事一直未经证实。直到10月中旬，才终于确证其死亡，而且是自沉。10月19日，掏粪的清洁工人在北大那所公厕内发现了戈麦生前丢弃于粪池内的书包。那些诗稿的纸张被脏水多日浸泡，大多沤烂，字迹难以辨认。在几个朋友帮助下，几经辨认，抄录了其中尚能辨认的诗作，再加上从其他朋友处收集的戈麦诗稿诗作，这才有几年后《戈麦诗全编》的问世存世。

　　戈麦死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在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中他说：

　　“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

　　戈麦的自杀在当代诗人圈子以及北大校友中，引起的震惊是强烈的。

　　对于戈麦自杀的原因，曾经有人作过一些探索和猜测，但由于诗人未留下只言片语的“遗言”之类，也仅仅是“猜测”而已。不过，笔者认为，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一是，戈麦去世前不久，他母亲病逝。戈麦自幼十分孝顺，此事应该说对戈麦心理打击甚大。第二件事是，西渡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1989年毕业实习那次，“我们在房山访问过的民间艺人中，有一位懂相术的，提出为我们看相。出于对命运的敬畏。我拒绝了。戈麦却同意了，但是他到底对戈麦说了些什么，我却一点印象没有。哪曾想数年后戈麦就匆匆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次看相，对戈麦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在始终是个谜。但从戈麦那种比较内向且生性敏感、带有“宿命”倾向的人来说，应该说其中有某些联系，值得探究。当然，更多的人是从深层更有意义和内涵的角度来理解有意思的是，戈麦自杀后，有人把他的早逝和他的笔名联系起来，认为“戈麦”这个名字取得不吉利。因为，“戈”为兵器，施于“麦”，分明意味着杀戮。这是否是上天冥冥的安排呢?但西渡否认这种说法，说：“我不愿这么想。”

　　有论者认为：“戈麦的死已经使我不再仅仅从孤立的个体生命的消殒这一狭窄的角度来考虑诗人之死的问题了。与死去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有责任深思这一现象。”

　　这就是越来越引起文坛内外关注的“海子－戈麦现象”。

“海子－戈麦现象”

　　海子自杀后，曾经有人论及“海子现象”。戈麦自杀，令人瞩目的“海子现象”立马变成“海子－戈麦现象”。正式提出这一命题，是1992年11月，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上。

　　北大曾先后举办了两次戈麦的悼念活动。中文系系刊《启明星》上刊出了戈麦的诗歌遗作，同时登载了戈麦的生前好友西渡的纪念文章《戈麦的里程》。1992年11月，由北大“五四文学社”主办的“戈麦生涯座谈会”在北大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正是在这次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海子－戈麦现象”。一些诗坛及文学界人士，将近年来先后发生的诗人之死，提升到了一种当代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有广泛意义和价值的角度来进行认识和讨论。

　　当时，更有学者认为，倘若超越个体的角度，去思考“海子－戈麦现象”背后的文化内蕴，这将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光阴留给中国诗坛的一项课题。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对戈麦之死发表看法说：

　　“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死寂的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又说，“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

　　不过，王岳川先生则将这种年轻诗人相继自杀的现象，归结为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的结果，而且认为是文学界内外一些人从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王岳川先生进而有些悲观地指出：

　　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

　　不过，多数人(尤其是诗歌及文学圈子人士)并不同意王岳川先生所说的“诗人自杀，诗也自杀了”这种偏激的立场。也不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

　　更多的人分析探讨“海子一戈麦现象”，是借此现象探讨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诗人群体(尤其是年轻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存处境，以及在这种状态处境下，对诗歌、对文学理想以及人生信仰、生命价值的坚持、固守、奋进、抗争，乃至由此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走向和未来产生的影响，并从中引出一些值得思索和值得诗坛内外、甚至全社会探索反思的问题。

　　而且，诗人们尤其不认为海子、戈麦这些有才华的年轻诗人的自杀辞世，是所谓的“厌世轻生”或者“哗众取宠”，仅仅是以自己结束生命的方式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诗歌圈子中，有人对“海子－戈麦现象”深沉反思后这样说：

　　“我_直坚信，死去的诗人们是怀着对生命的巨大的热爱远逝的。作为幸存者的我们，能够从这一点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又说，一个人，“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

　　海子和戈麦显然都是加缪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者，只不过选用的方式与时间的先后不同而已。前文已提到，海子的自杀，对戈麦的心灵冲击和震撼都极大。在海子去世一年多之后的1990年底，戈麦写了一首怀念海子的诗，诗名就叫《海子》。全诗如下：

海子

　　对于一个半神和早逝的天才
　　我不能有更多的怀念
　　死了，就是死了，正如未生的一切
　　从未有人谈论过起始与终止
　　我心如死灰，没有一丝波澜
　　和死亡类似，诗也是一种死亡
　　它适合于盲人与哑巴
　　因而适合于凶手烈士
　　适合于面对屠弑狂舞
　　面对灵柩高歌的疯人
　　而我也是一个疯人，在时光的推动下
　　写下行行黑雪的文字。与你不同
　　我是在误解着你呀，像众多的诗人
　　一切都源于谬误
　　而谬误是成就，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幻景。

　　戈麦诗中表露的深沉的复杂的情绪，确实发自内心。没想，不到一年时间，戈麦果然追随海子而去。

　　戈麦自杀两年后的1993年春，已经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编辑的戈麦的同班同学杜丽去南方组稿，恰好西渡回浙江探亲，两人结伴同行，途中，西渡给杜丽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杜丽读后大为叹服。在南京，两人找到北大同学、正在《钟山》任编辑的评论家王干，希望《钟山》能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表于《钟山》1994年5期；《猛玛》《游戏》由王干送到《山花》，发表于该刊1994年第9期。戈麦的小说才华于此可见一斑。可惜其早逝，未得充分展示。

作者简介：王锐，四川人。传记作家，“文革学”研究者。近年在《炎黄春秋》、香港《二十一世纪》等刊发表文论多篇。所撰研究诗人、作家自杀的两本专著《波光洞穿：名诗人自杀揭谜》《灵感毒药：名作家自杀揭谜》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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