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⑴，大抵没有这样阔绰⑵。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⑶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⑷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⑸，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⑹，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⑺”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⑻”，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⑼，又不会营生⑽；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⑾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⑿，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⒀。”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⒁，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⒂，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4、荐头：旧社会以介绍佣工为业的人，也泛指介绍职业的人。
6、满口之乎者也：意思是满口文言词语。这里用来表现孔乙己的书呆子气。
7、上大人孔乙己：旧时通行的描红纸（描红纸：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旧时最通行的一种，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一些笔划简单、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印有“上大人孔乙己”这样一些包含各种笔画而又比较简单的字，三字一句。
8、“君子固穷”：语见《论语·卫灵公》。“固穷”即“固守其穷”，不以困窘而改变操守的意思。固，坚守。
9、进学：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籍，叫进学，也就成了秀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省一级考试），由秀才或监生应考，取中的就是举人。
12、回字有四样写法：“回”字过去一般只有三种写法：“回”“囘”“囬”，极少有人用第四种写法（外部一个偏旁“囗”中间加上一个“目”字）。孔乙己这种深受科举教育毒害的读书人，常会注意一些没有用的字，而且把这看成学问和本领。
13、“多乎哉？不多也”：语见《论语·子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里与原意无关。
14、服辩：又作“伏辩”，即认罪书。这里指不经官府而自行了案认罪的书状。
15、年关：年底。旧社会年底结账时，债主要向欠债的人索债，欠债的人过年如同过关，所以叫“年关”。下文的端午和中秋，在旧社会里也是结账的期限。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复辟势力猖撅，革命成果被窃夺。“五四”运动前后，科举制度虽然早已被废除，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为了愤怒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拯救青年一代，启发他们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再走孔乙己的老路，
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后，又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写下了这篇著名的
小说。
《孔乙己》中的“我”是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也就是说，作者有意地选用“小伙计”作为
小说的“叙述者”——这个事实是人们在读《孔乙己》这篇
小说时，很容易就注意到的。
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深究：作者的这一“叙述者”的选择后面的“意味”。
叶圣陶先生在《揣摩——读〈孔乙己〉》（1959年作，文收《叶圣陶集》第10卷）里曾经说到这个问题。他指出：
“用第一人称写法说孔乙己，篇中的‘我’就是
鲁迅自己，这样写未尝不可以，但是写成的
小说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跟咱们读到的《孔乙己》不一样。大概
鲁迅要用最简要的方法，把孔乙已的活动的范围限制在酒店里，只从孔乙已到酒店喝酒这件事上表现孔乙己。
“那么，能在篇中充当‘我’的唯有在场的人，在场的人有孔乙己，有掌柜，有其他酒客，都可以充当篇中的‘我’，但是都不合
鲁迅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对于这些对象，须有一个观察他们的人，可以假托一个在场的小伙计，让他来说孔乙己的故事。”
应该说，叶圣陶先生的这一分析已经相当中肯。我们就在此基础上，稍作一点申说与展开吧。
按叶老的分析，
鲁迅原可以有四种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都可以充当故事的叙述者“我”。现在，我们就用“排除法”来逐一讨论
鲁迅为什么“不”那样选，这与他的追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什么关系。
首先，
鲁迅没有选择“孔乙己”自己作故事的“叙述者”。这涉及
鲁迅所特有的观察（世事与人）方式与艺术构思特点：
鲁迅从来不孤立地观察、描写“人”、而是把“人”置于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思想关系”）中来观察与表现。
鲁迅在具体考察、描写中国社会时，他有一个重大的艺术发现：在中国，不仅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吃人”，而且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吃人”的悲剧；这在
鲁迅看来，后者是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
因此，他总是要在他的悲剧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氛围，或者说，把他的主人公置于“社会”（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中，在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中来展现他的悲剧性格与命运，从而形成“看/被看”的叙述模式。
这样艺术构思就决定了
鲁迅不可能选择孔乙己自己作“叙述者”，那将是一个单一的视点与视角，是
鲁迅所不取的;而必得从孔乙己周围的人中选取一人来作为叙述者，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视点与视角，这就是
小说所一再描写、反复渲染的孔乙已的自我审视、主观评价与“周围的人”（社会群众）对他的观察、评价的巨大反差。
比如，在孔乙己的自我感觉里，他是“清白”而高人一等的，但在周围的人（社会、群众、看客）的眼里，他却是“好喝懒做”、没有任何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欺辱（重则将其打得半死，轻则将他取笑）的；在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中，他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他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这类特殊价值是芸芸众生不可望其项背，也无法理解的，但在小伙计的视角里，“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除了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之外，孔乙己已无任何价值可言。
因此，到
小说结尾，人们之所以还提起他，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待到粉板上将他名字涂去，人们就将他完全忘却，以至于他的“结局”，人们只能说“大约孔乙已的确死了”，是“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已无人弄得清楚，更无人过问，关心了。
这样，作者就通过双重视点的巨大反差，不仅写出了孔乙己个人的悲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吞噬”的悲剧，而且它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和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与评价（它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超越时空，具有更大的概括性与普遍性。
尽管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做着“王者师”的美梦，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正如
鲁迅所说，皇帝老子只有在开国（交好运）与亡国（倒霉）时才想起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充当“帮闲”与“帮忙”。
时至今日，知识者的自我评价（自我立志）与社会实际地位的反差，还依然存在，甚至有日益增大的趋势。这种反差所显示的知识分子地位、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岂只“孔乙己”一人而已，岂只“孔乙己”那个时代而已。
那么，作者为什么不选择“掌柜、酒客”作为“叙述者”呢？直接用这些“看客”的眼光去“看”孔乙己，不是可以更强烈地显示出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吗?这同样也涉及
鲁迅对社会关注与艺术构思的基本特点：在
鲁迅看来，在中国这个一切都“戏剧化”“游戏化”的国度里，“人”不是充当“看客”，就是“被人看”，这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
鲁迅的关注从来都是双重的，把“被看”者与“看客”同时纳入他的艺术视野，作为他的“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
从这样的创作意图出发，“小伙计”正是再恰当不过的“叙述者”（观察点）：一方面，他是酒店中人，“孔乙己”（被看者）与“酒客、掌柜”（看客）这两类人的一言一行都“尽收眼底”；另一方面，他的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不仅与“孔乙己”，而且与“酒客、掌柜”都有一定距离，他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讲述（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掌柜）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看”‘被看/看”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同时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
另一方面，既然“我”（小伙计）作为
小说里一个人物出现，他在发挥“观察者、叙述者”的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显示出某种独立的意义。例如，
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为了说明幼年当过酒店小伙计的“我”，为什么会忽然说起20多年前的故事，何以对孔乙己特别有兴趣，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反复渲染酒店小伙计生活的“单调”、“无聊”，这才自然引出“只有孔己乙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的话头。
除了这类结构性意义之外，小伙计个人命运中的“单调”“无聊”所传达出的“寂寞感”与“压抑感”，也自有独立价值，构成“孔乙己”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气氛的一个有机部分。“我”（小伙计）的独立意义更表现在，随着故事的进展，小伙计自身的性格，以及他与孔乙己、酒客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在
小说开头部分，“我”确实保持了“旁观者”的客观与冷漠的话，以后，他就逐渐地参与到故事中来，特别是
小说写到“我”如何“附和着笑”，当百无聊赖的孔乙己主动与“我”攀谈，以寻求心灵慰藉，“我”先是应付，既而“不耐烦，懒懒的答他”，最后竟“努着嘴走远”时，不能不让人感到，“我”（小伙计）的精神境界、地位都逐渐向麻木、冷酷的“酒客”靠拢，最终不免被“同化”：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精神悲剧。
“我”（小伙计）这种变化在读者欣赏心理上甚至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前所述，叙述者小伙计在
小说人物（孔己乙与掌柜以至酒客）的关系上处于旁观者（局外人）的地位，这是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旁观者（局外人）地位有相近之处的。
这样，读者不仅在阅读之初很容易与叙述者采取同一态度对待（看待）孔乙己，而且，随着叙述过程的进展，当叙述者小伙计也于无意识中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时，在诚实的读者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类似狂人“我也吃过人”的有罪的自省：这样的效果正是作者所追求的。
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发现，尽管作者本人并没有作为一个叙述者在
小说中直接出现，但是在“我”（小伙计）的叙述中，读者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即叙述学中所说的“隐含作者”的存在。
这就是说，在“我”（小伙计）“看”（叙述）“被看（孔乙己）/看（酒客、掌柜）”的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酒客、掌柜）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看客与孔乙己，隐含作者的“看”，构成了对“我”（小伙计）的“看”与“看客”（酒店、掌柜）的“看”的双重嘲讽与否定。
于是，读者终于穿透叙述者“我”（小伙计）冷漠的语调与“看客”们的冷酷的嘲弄，感受到了隐含作者
鲁迅对于
小说主人公孔乙己（知识者）的悲喜剧命运的同情、焦虑。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开始、读者也许会较多地认同于叙述者（“我”）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态度，但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合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终于从孔乙己的“喜剧”里发现了内在的“悲剧性”，到
小说结尾时，叙述者讲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时，读者不但不可能如“我”（小伙计）似的“附和着笑”，而且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孔乙己的故事”与“我”（小伙计）的“叙述”，并引起更深远的思索。——而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所在。
至此，我们就可以多少领悟到
鲁迅在《孔乙己》里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的深意。由这一选择，形成了
小说三个层次的“被看/看”结构：先是“孔乙己”与“酒客、掌柜”之间的即
小说人物之间“被看/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
小说人物”（孔乙己、酒客、掌柜）之间的“被看/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
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而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又形成了“读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
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
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掌柜”与“我”（小伙计）的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
小说中的人物置身于如此复杂的
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就呈现出既是非单一的、多面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是显示了
鲁迅非凡的思想与艺术。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在这三个部分中活动着的则是三种不同的人。
那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后面的世界是属于“掌柜”的。他是一个商业的经营者，是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人。在“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是“穿长衫”的顾客，是一些“阔绰”的有权有势的人。“掌柜”需要权力的保护，也需要从他们的消费中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但“要酒”，而且“要菜”，所以，“掌柜”对他们有特殊的尊重也有特殊的招待，那个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而没有资格侍候这些长衫的顾客。而柜台外站着喝酒的则是一些“短衣帮”的顾客，他们是以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是“做工的人”。他们也是消费者，但消费水平有限，有的只花几文钱买碗酒喝，有的多花一文买一碗“盐煮笋”或者“茴香豆”，至多再花十文买一样“荤菜”。“掌柜”对他们不用特殊地照顾，还要在他们的酒里“羼水”。因而他们对“掌柜”也是不信任、不客气的：“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他们对酒店掌柜并不那么敬畏，而从他们的谈话中则可以听得出，他们对像丁举人、何大人这样一些穿长衫的人则是有着更多的敬畏之心的。但他们也不能忽视后一部分顾客，因为这部分顾客人数众多，是他们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普通老百姓对商人是不信任、不客气的，他们虽然有钱，但并不受到格外的尊敬。老百姓敬畏的是有权势的人。这使我有可能用现实人物和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解读《孔乙己》中的这些符码，并使之有了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意义。我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我所认识的人，并对所有现实的人进行这种分类。他们作为“典型”不再是
鲁迅那时的人的典型，同时成了我所实感中的人物的“典型”。
上述三种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形式。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不同的鱼生活在不同的水里，只要没有特殊的灾难发生，至少在精神上是没有严重的苦痛的。穿长衫的人获得人们的普遍的敬畏，并且有实际的权力可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孔乙己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不论短衣帮还是酒店掌柜，都提不出任何异议，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力，是鲁镇社会的惯例。他们有“文化”，并由这“文化”换得了“金钱”和“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文化”的实际价值，在精神上也获得了基本的满足；“掌柜”靠卖酒赚钱，他对长衫顾客的特殊招待是经营的需要，往短衣帮的酒里羼水也是经营的需要，以经营的原则获得经营的利润，在精神上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憾；“短衣帮”靠做工维持生计，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资料，靠“勤劳”，靠“节俭”，虽然无权、无势，也没有更多的金钱，但他们能够尽量避开与权力的冲突，也没有非分的物质享乐欲望，只要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在精神上就没有不可忍受的苦痛。在鲁镇，几乎只有“孔乙己”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穿长衫”是“有文化”的标志，但在“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坐喝”的顾客那里，“文化”是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受到全社会人的崇拜，但全社会的人尊重、敬畏、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文化”呢，还是“权力”和“金钱”呢？这在那种三位一体的形式中，是人们所难以直观感到的。只有到了孔乙己这里，“文化”才从“文化”“权力”“金钱”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被提取出来，“文化”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上还被社会所尊重、敬畏、崇拜吗？不能了!那么，社会对“穿长衫”的人的尊重、敬畏和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权力”和“金钱”，而不是“文化”!“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持有这个票证可以领到“权力”和“金钱”，而一旦它没有了领取“权力”和“金钱”的功能，它就毫无用处了。所以，孔乙己的“长衫”是同那些长衫顾客的“长衫”迥然不同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它没有含金量和含权量，既不威严也不阔绰。穿长衫的重视的是威权，酒店掌柜重视的是金钱，短衫顾客重视的是“劳动”，孔乙己重视的则是“话语”。如果说“长衫”是他的文化的象征，那么，他的“话语”形式就是他的“文化”的表现了：“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又脏又破的长衫”和“满口之乎者也”就是“文化”，这种“文化”同长衫顾客的“文化”没有不同，只是不再同“权力”和“金钱”相结合，它们仅仅在孔乙己的感受中还有其存在价值，是温暖他心灵的惟一的东西。但在周围所有人的眼中，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周围的人能感到“权力”和“金钱”的实际用途，却感觉不到“文化”的用途。在“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站着喝酒的短衫顾客”的鲁镇酒店的顾客序列中，孔乙己是“惟一的”、不入流的，因而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没有被社会所认定的一个确定的身份。就他的自我意识来说，他是属于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的；但从他实际的处境来说，却是属于短衫顾客群的；而在短衫顾客群中，他又是穿长衫的，又是“满口之乎者也”的一个怪物。
在过去，我们把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到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种解码方式，但这样的人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消失了。通过这种编码形式，我已经无法把孔乙己编织进我的感受中去，无法使他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他的那种“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语形式，我却仍然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譬如我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使用的“叙事、叙事方式、换喻、隐喻、视角、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倒叙、插叙”等等词语，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些“之乎者也”。对于它们，广大社会群众是“半懂不懂”的，它不具有权力话语的霸权性质，也不具有经济话语的实利性质，但又好像是很严肃的，在社会群众听来是十分可笑的。但我们却舍不得这些语言形式，舍弃了这些语言形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的依靠了，就没有自己的特殊性了。孔乙己到底有没有知识呢？他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茴”字是不是真的有四种写法呢？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与不知道它有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吗？这恐怕只有孔乙己自己才能明白。别人自然不想听他的解释，不需要他的解释，当然也就无从知道。这正像我们说
鲁迅小说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现在又有了什么“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但这只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一些区别，对于根本不关心
鲁迅小说的广大社会群众来说，
鲁迅小说是不是有这四种或更多的研究方法，或者有了这四种研究方法与没有这四种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如要硬给别人说这一套，别人是会感到异常可笑的。我们总是很宝贵我们的这些话语形式，没有了它们，就没有了我们的存在，没有了我们的存在价值，也没有了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形式，而在别人的眼中，这是可笑的，我们越是宝贵它们，我们越是显得可笑。由此，我感到我和与我类似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孔乙己。我们也穿着“长衫”，像个“官”，像个“阔人”，但我们的“长衫”却“又脏又破”，既不阔气，也无威仪，显得很可笑。在中国社会中，我们没有自己确定的“身份”。有时我们被划归“资产阶级”，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我们被划归“无产阶级”，被称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不论被划归于哪个阶级，我们都有些不像。在“资产阶级”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在“无产阶级”当中，我们不那么单纯，别人对我们不如对“无产阶级”那么放心。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仍是由三个世界构成的：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劳动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哪个世界里都找不到适于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在这三个世界中得不到承认和理解。
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的世界、金钱的世界和劳动的世界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没有自己的“身份”，但它仍要生存，并且只能靠“文化”生存。“长衫”是文化的象征，“之乎者也”是文化的表现，都还不是“文化”本身，因而也没有实际的用途，在社会上混不到饭吃。“文化”有多种用途，它可以掌权、用权，但在这方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比孔乙己更有经验，更有“文化”，不需要孔乙己的帮助；“文化”可以记账、算账，从事经营活动，但掌柜的自己也有“文化”，也能记账、算账，不需要孔乙己的服务。而那些短衫顾客则是不需要文化的。孔乙己的“文化”也就只剩下“认字”和“写字”：“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抄书”就是孔乙己所能起到的惟一的作用。我总觉得，我们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做的仍然主要是“抄书”的工作。我们社会的“思想”不是从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的。我们的经济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理论，我们的劳动群众不需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我们到底做的是一些什么工作呢？“抄书”的工作。把古代的书反复抄下去，把外国的书不断抄进来。我们就在这“抄书”的工作中“换一碗饭吃”。
在过去，我总是相信鲁镇人所说的孔乙己因为“好喝懒做”而至于偷窃的说法，现在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他在我们的店里，品性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为什么他在酒店里如此讲信用，而对自己的主人却不讲信用呢？这里恐怕是有更隐秘的心理动机的：孔乙己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感到心理不平衡。他们都是“读书人”，都有“文化”，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成了“人上人”，而他独独成了“人下人”。他们成了“人上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文化”。有了“钱”，有了“权”，就有了他们的一切，“文化”对他们只是一种点缀。真正需要“文化”的是孔乙己。但不需要“文化”的却拥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认为最有“文化”的人；而需要“文化”的孔乙己却没有文化的权力，被社会视为没有“文化”的蠢材，到处受人嘲笑，并且不论如何辩白也是辩白不清的。“书籍纸张笔砚”是“文化”的工具，那些“人上人”实际是不需要文化的工具的，他们没有这些照样过活，照样威风，这些只是他们家的一些摆设，但他们却有“书籍纸张笔砚”。孔乙己是需要“书籍纸张笔砚”的，是依靠这些过活的，但他却没有。孔乙己在下意识中大概就觉得这一切实际是应该属于他的，所以，尽管他知道偷走这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偷。我在多半生的人生观察中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商业大亨，但却与他们发生不了实际的纠葛。在商业关系中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守信用的，倒是劳动阶级的人对商业大亨有着本能的忌恨，常常去揩商人的油，甚至绑架、偷盗他们。中国知识分子很胆小，很软弱，思虑多，有心眼，但却常常用自己的头去碰权力的铁壁，做出为人们所难以相信的蠢事。足见孔乙己不偷酒店掌柜而偷何大人、丁举人，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的。就其实质的意义，这是向权力的宣战，向社会权威的宣战。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何大人和丁举人才对孔乙己如此的残酷和凶暴。对于何大人、丁举人，“书籍纸张笔砚”未必那么重要，他们痛惜的也绝不是这点“财产”，他们愤慨的是孔乙己对他们权威地位的蔑视，是孔乙己内心那点说不出来的隐秘愿望。但孔乙己的这种隐秘的心理愿望，是无法被短衣帮顾客所理解的。他们知道的只是孔乙己的“偷”，而“偷”自然是不好的，是理应受到惩罚的。对“偷”的本身，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更不能理解的是孔乙己为什么非要“偷”权力者的，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愚蠢的。“偷”的原则就是要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孔乙己进行的却是只能招来更严重的惩罚而无法获得经济利益的行动，这不是很蠢的吗？“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
孔乙己这种以“偷”的形式进行的情感性发泄，获得的只是一点内在隐秘心理的满足，而在周围的社会群众看来，却只能是他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部耻辱的历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由“偷”到“打”，由“打”到“伤”，由“伤”而在身上、脸上留下“伤痕”“伤疤”，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常常把中国知识分子想得太严肃、太伟大，好像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目标、大理想，但据我的观察，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那么宏大的志愿，那么理性的考虑的，他们也没有实际地实现自己所宣扬的社会目标的行动纲领和能力。有的仅仅是一点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满足，当他们隐忍不住这点不平衡、不满足，便会做出一些平常人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一些平常人说不出的话，违反了社会的“常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不符合社会的常规，只是隐忍不住自己本能的冲动，所以连他自己也无法否认这是违背社会公德的，是不光彩的行为，是“偷”。但孔乙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当他因“偷”而受惩罚的时候，他就一无可施了，他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总是在本能上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形成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甚至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并且总是带有向社会权威挑战的意味，但他们是脱离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一旦被社会权威送上社会的审判台，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就只好接受社会的惩罚了，并且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也没有。
因“偷”被“打”，因“打”而“伤”，所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脸上都留着这种被“打”的“伤痕”“伤疤”。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
诗人牛汉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胡风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右派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因‘人性论’而受到批判”……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实，但却像“伤疤”一样贴在了他们的身上、脸上，成了他们的特点和标记。
孔乙己在权力世界、经济世界、劳动世界里都得不到同情和理解，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儿童对他构不成精神的压抑，所以他对儿童便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人必然寄希望于未来，凡是自感对现实社会无能为力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但是，一个在成人的世界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吗？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制的幻象。孔乙己教给酒店小伙计写字，酒店小伙计在下意识中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绝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的落魄的人。他们在本能中就是依照前两类人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而不是依照孔乙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他们也不会相信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孔乙己自己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写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孔乙己便拿茴香豆给他们吃。这引来了儿童，但他却不可能更多地满足儿童们的这种需要，因为他的经济收入连自己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又有什么余裕满足儿童们的需要呢？“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由此我想到我，想到与我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成人的世界中，权力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经济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寒酸，劳动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只有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青年和童年，不会对我们构成精神的和物质的伤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能上就亲近儿童和青年。但儿童和青年会亲近我们吗？不会!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幸福的前途，而不可能愿意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亲近他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知识的灌输和经济的帮助。但“知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他们对我们的所谓“知识”在本能上就是有所怀疑的；“经济”同样是我们所缺乏的，当他们真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惶急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孔乙己的“偷”自然是发自于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他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剧境地，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就越是要向更高的社会权威挑战。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小不高兴骂爹骂娘，走投无路时就要骂天骂地了。这是人在内在意识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反对皇帝的人感到与皇帝是平等的，反对臣僚的人感到与臣僚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实际上不平等地位的差距越大，这种寻求平衡的方法越是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正是在孔乙己最落魄的时候，他偷到了丁举人的家中，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从此，他的生计更加艰难了：“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身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在社会上也是经常遇到的，那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那些在“文革”中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们生命的腿被打断了……
他们在社会上消失了，像孔乙己在鲁镇消失了一样，但社会仍然存在。权力世界少了一个挑战者，经济世界少了一个消费者，劳动世界少了一个笑料。
通过这种解码方式，《孔乙己》与我和我生活的世界才发生了有机的联系，才成了触动我的感情和情绪的文本。当然，这绝不是惟一的一种解码方式，不同的读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因而《孔乙己》在他们的感受中也会有不同的色调，不同的意蕴。
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
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异常丰富的乃至
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选自《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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