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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的结构] 遭毁弃的基督教和空洞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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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59 | 回复0 | 2020-12-27 22:25: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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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毁弃的基督教

对于那种内部的不谐和音,这里无需详细讲述。需要说明的只是上文已经有所涉及的撒旦主义与理想状态之间的总体不谐和音。对此进行说明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后代抒情诗的内涵特征,这种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空洞的理想状态。

“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波德莱尔的这两句话包含了一种出色的阐释原则。这种原则也可以用在波德莱尔自己身上。他的精神世界之严整,这世界中为数不多却集中的主题之恒定让人得以从最常见的词语中读出这世界的焦点所在。这是一些关键词。很容易将它们分为两个对立的词群。一边是:晦暗、深渊恐惧、荒芜、沙漠、牢狱、寒冷、黑色、腐坏……另一边是:激扬、蔚蓝、天空、理想、光亮纯洁……几乎每一首诗都贯穿着这两个词群激起的对照。这种对照往往被压缩在最小的空间之内,成为了语词中的不谐和音,比如“肮脏的伟大”“崩塌而有魔力”、“迷人的战栗”“黑色而明亮”。人们将这种通常不可结合之物的统一体称为:矛盾修辞。这是文学言说的一种古老的艺术手法,适于表达复杂的灵魂状态。在波德莱尔笔下,这种手法因为使用超量而引人注目。这是其基本不谐和音的关键之处。波德莱尔的好友巴勃将这种手法加诸标题“恶之花”是个好点子。

在这些词群背后是基督教的遗存。如果没有基督教,波德莱尔是无法想象的。但他不再是一个基督徒。这一事实不会因为他多次描写的“撒旦主义”而遭反驳。谁如果为撒旦所迷,虽然会由此刻上基督教的烙印,但是这还不等同于基督教的拯救信仰。如果可以简短概括的话,波德莱尔的撒旦主义就是以有智识思考的邪恶来战胜单纯的兽性邪恶(及平庸),其目的在于,从这种最高的邪恶中获得向理想状态的腾跃。所以《恶之花》中有种种残酷和反常。出于“对无限的渴求”,《恶之花》将自然、欢笑和爱情降低,化作魔鬼之物,以便在其中找到通向“新”的突破口。按照另一个关键词,人是“双曲线”,在精神的狂热中始终向上拉伸。但人就其本质而言是分裂的人,他必然要满足自己撒旦的那一极才得以感受天国。基督教的早期形式摩尼派和诺斯替派在这一模式下得以重现,并经过了18世纪光明会和迈斯特的中转。这样的一种回归不应当仅仅解释为影响。在这种模式下表达出的是波德莱尔的一种需求。这个——远远超出他个人的——需求的征候在于,现代的智识追溯旧有的思维方式,而且是那些与智识的分裂状态相符的思维方式。

即使是人们习惯用来证明波德莱尔身上所谓的基督教性质的那许多细节也不能改变这一形象。他有祷告的意志,以完全严肃的方式叙说原罪,深深渗透着人类的罪责感——这达到了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他对我们今天那些将他的痛苦解释为“受压抑的恋母情感”的心理学家也许会一笑置之。但是他没有找到路。他的祷告变得疲软无力,最终完全不成其为祷告。他虽然书写痛苦,却将痛苦看做人类的尊严标志,而且熟知那些诅咒,那些诅咒让人不禁推测他心中存活着一个碎裂的扬森教派。他固然缺乏种种决断,但唯一不缺的是如此一个决定:不断强化分裂状态。这种状态在两个方面是超出一般的。我们可以从他对女人的态度上看到这一点。对她们的诅咒已经偏离了人性的适中程度。他的“双曲线”张力只有在对神秘拯救的信仰延伸至她们头上时才是基督教的。但他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基督在他的诗作中只是作为浮光掠影的隐喻出现过,或者作为被上帝降下凡间者。在遭到诅咒这一意识背后,激起的是“满心欢喜地享受”诅咒的兴致。没有基督教的遗产,这一切必然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遗留下的只是一种遭毁弃的基督教。在信奉托马斯主义的天主教徒所认可的创世概念中,邪恶只有次要意义。但是波德莱尔正如之前的摩尼教徒那样,再次将邪恶分离出来,让其成为了独有的强力。他的抒情诗在这种强力的深处和悖论式纠结中获得了走向反常的勇气。后代的诗歌——兰波除外——已经失去了这一记忆,即反常源自一个逐渐消亡的基督教的腐坏。但是反常得以持续。即使是更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诗人都无法或者不愿挣脱这种反常。这在艾略特身上就可以看到。

空洞的理想状态

从遭毁弃的基督教出发,可以理解波德莱尔诗作的另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特性。这一特性附着于诸如“灼烧的精神性”“理想”和“上升”的概念上。但是向何处上升呢?诗中间或是将上帝称为目标的。但是更多时候这目标只是不确定的名字。这是什么呢?诗歌《高翔远举》可以给出答案。它的内容和语气都表明了高度。三个诗节是以自己的精神为叙说对象的,它们要求精神上升,飞越水塘、峡谷、山峰、森林、云朵、海洋、太阳、天穹和群星,进入一个彼岸的火之地域,那里是清除了尘世瘴气的。然后叙说就中止了。随之出现的是一种普遍性质的表述:谁如果能做到这些,并在这样的高空学会理解“花朵和沉默事物”的语言,他就是幸福的。

这首诗是以源自柏拉图和基督教——秘教的常见模式为范域的。按照这个模式,精神升入了一个超验世界,这个世界如此改变了它,以至于当它回望时,会透过尘世物的外壳,识别其真实的本质。这是基督教所称的耶稣升天或者高举的模式。后一个称呼恰恰是这首诗的标题。然而可以看到的一致之处不止这一个。按照基督教神学的教义,最高一层天是真正的超验世界,净火天。在波德莱尔笔下则是“清澈之火”。如果继续往下读的话还会看到“让你纯净”,这让人联想起秘教中常见的行为“纯化”。最后:秘教总习惯将上升分作九层,而每层的内容可以调换,因为重要的是神圣的数字九。它也出现在了我们这首诗中。精神要飞越的恰恰也是九个区域。这是让人惊异的。这是一种出自秘教传统的强迫性所致吗?也许。这是类似于整个基督教遗产对波德莱尔施加的必然影响的强迫性。它并非可以由人来决定,更何况还可以设想史威登堡和其他新神秘主义者对之产生的作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在此。恰恰因为这首诗与秘教模式有如此多的一致之处,所以清楚可见的是,它因为缺少了什么而无法与后者完全一致:这就是上升的到达,甚至到达的意志。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者德•拉•克鲁兹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我飞得如此高,如此高,直至我的寻猎达致目标。”而在波德莱尔这里,到达还只是一个虽已让他得知但却不会让他获享的可能性,正如最后一个诗节所暗示的。诗中以模糊的语气提到了“神性之琼液”,提到了“深邃的不可测量性”,提到了“光一样亮的空间”。但是没有提到神。我们也无法得知,将被上升者理解的花和沉默事物的语言是怎样一种语言。上升的目标不仅仅是遥远的,还是空洞的,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空白的张力极点,以双曲线的方式被追求,但却无法被获致。

这在波德菜尔笔下随处可见。这种空洞的理想状态有浪漫主义的起源。波德莱尔却以这种方式推进了这理想,让其产生了一种吸引力:这理想唤醒了超出一般的向上张力,而将被拉张者朝下击退。这理想就如邪恶,是一种强迫,必须被倾听,而不会让倾听者放松。所以“理想”才被等同于“深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词句:“啮人的理想”“我被束缚在理想的坟墓里”“难以企及的蓝天”。这些词句在古典秘教中都是为人所知的,在秘教中它们标示出的是神之恩惠那让人痛苦又充满欢乐的强制力,是至福的预先阶段。在波德莱尔笔下,这两极,撒旦的邪恶和空洞的理想状态,都具有始终保持某种兴奋的意义,这种兴奋让挣脱平庸世界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挣脱是无目标的,是无法超出不谐和音的激奋的。

《恶之花》的最后一首诗《远行》检验了所有突破的尝试,终结于赴死的决定。死亡会带来什么,这首诗并不知道。但是死亡诱人。因为它是通往“新”的机会。那么何为新呢?是不可确定者,是现实之贫乏的空洞对立物。波德莱尔式的理想状态在变得完全消极而且无内容的死亡概念上达到顶峰。

这种现代性的迷乱之处就在于,它被挣脱现实的欲求折磨至神经发病,但却无力去信仰一种内容确定而含有意义的超验世界或者创造这一世界。这就将现代性的诗人引入了一种无从化解的张力动态中,引入了一种因现代性本身而成的神秘性。波德莱尔常常说到超自然和秘教。要理解他所指为何,就必须像他自己一样,放弃以纯粹神秘性本身之外的内容来填充这些词。空洞的理想状态,不可确定的“他者”——在波那里还将更加不确定,在马拉美那里会成为虚无——再加上现代抒情诗那围绕自己回转的神秘性:这都是彼此呼应的。

文/胡戈•弗里德里希 译/李双志

读书摘录,仅供交流学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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