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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诗人] 史蒂文斯诗学随笔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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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765 | 回复0 | 2021-2-18 21:0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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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诗歌的一则笔记

我在诗歌中的目的是写诗:在没有任何特殊定义的情况下,抵达和表现每个人都认为是诗的东西,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需要。

今天,在技巧方面,存在着完全的自由,我宁可倾向于不理会形式,只要我是自由的,并且能自由地表达我自己。关于形式,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造成太大差别。形式中的基本元素是使用任何形式时都能够自由无碍。一种自由的形式并不能确保自由。作为形式,它仅仅是又一个形式。所以,我推测,我相信自由与形式无关。

原载《牛津美国文学选集》,1938年


向T.S.艾略特致敬

我不知道有关艾略特还有什么可说。他的巨大声誉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有一种事物,或多或少都可以接受,它在有助于创造每个诗人的诗歌的同时,也有助于摧毁它。

偶尔我会捡起艾略特的诗歌,读读它们,脑子里一点都不想他是什么立场。这就像偶然在一个不妥当的地方,看见一幅引起过巨大轰动的画:例如,就像在一个所谓的早餐角落里有一副乔托。

这么说吧,在教堂长椅上读艾略特,继续保持年轻。在一个已经变得极其松垮并且越来越松垮的世界,他依然是一个正直的苦行者。

(《哈佛倡导》,1938年12月)


为《这是我最好的》所作的笔记

诗歌对于其的作者来说,也许有着在读者看来并不明显的价值。在下面这组诗中,《黑色的统治》,是计划写的一个系列中的惟一一首,所以,对于它的作者来说,它有着一种适用于很多实际上没有写出来的诗歌的价值,对于别人它可能就不能拥有这种价值了。其他诗歌,例如《在卡罗莱那》和《甘蔗的负担》,复活了一些时刻和地点,这些诗歌可能是与它们有关的音符中最为轻微的。所以,对诗歌的个人选择是晦涩的。这组诗是一种个人选择,不是一种批评的选择。它包括了很多我最初一本诗集中的诗,大大超过了我最近的诗集,尽管我最近书中的诗歌无疑比最初书中的更为重要,更为重要是因为,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他的各种目标也变得更为清晰了。

生活的主题就是诗歌的主题。如此清晰地,似乎政治家或者哲学家的生活结局,比如说,也应该成为诗人的生活结局,而他的重要诗篇应该成为抵达那个结局的诗篇。但是诗歌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哲学。诗歌就是诗歌,一个人作为诗人的目标是抵达诗歌,完全就像一个人在音乐中的目标是抵达音乐。有些诗人会认为那是一个丑事,他们会说一首诗没有任何重要性,除了它作为诗歌的重要性之外根本没有任何重要性,而且一个除了抵达诗歌之外别无目标的诗人是在浪费时间,比不过一个有理性的人。然而,我们有一种依赖意外之物的奇怪方式,其中就有意想不到的诗歌的变形。也许收在这里的诗歌将会证明此般说法。这些诗歌的写作时期,最近二十年,一直是极其生动的,它们至少与那种生活有关。

(1942年8月10日)


有关诗歌中意义的一点评论

起源于想像或情感(诗歌)的事物的意义往往在本质上不同于起源于理智的事物。它们具有想像或情感的意义,而不是理智的意义,它们将这些意义传达给对想像或情感意义敏感的人。对于仅仅向理智意义开放的人们,它们也许什么都没有传达。简言之,起源于想像或情感的事物往往采取含混或不确定的形式。将单一的、理智的意义附加给这样的事物,而不摧毁它们内在的想像或情感的含混与不确定,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诗人们不喜欢做解释。他人赋予的意义有时不是诗人所要表达的意义,从未在他的头脑中存在过的意义并不对其作为意义造成损害。最近由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唱片的内封面上有一个关于这件作品意义的说明。然而,布鲁诺·瓦尔特说,他从未听马勒私下说过交响乐有任何除了音乐本身的意义。这一点损害到评论者作为意义的意义吗?这支音乐肯定没有任何单一的意义,作者惟一想要表达而我们又必须要去领会的意义。如果它有惟一的意义,那么作曲家有什么理由隐藏它呢?带有标记的乐谱包含着富有想像和敏感的听众所能发现的任何意义。无需太多东西就能在万物中体验到这种多样性。诗人,音乐家,两者都拥有明确的意义,但他们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的,并且不做解释。

(《阐释者》,1948年11月)

译者附识
文/马永波

我们先从中国艺术对史蒂文斯的启发开始谈起。他常去纽约看中国艺术的展览。1909年的一天,一大早七八点钟他就从哈特福德出发,去纽约看一个以织品为主的展览。展览中有一些古老的乐器使他发生了兴趣,比如镶嵌珍珠母的琵琶,法国风笛。他在同年年3月18日给未婚妻艾尔西的信中写道,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画的颜色,他说要送一两幅画给艾尔西办一个私人展览,他用大量的颜色词汇对其进行了描绘:淡橘,绿,深红,白,金,棕,深碧琉璃,橘色,不透明的绿,浅黄褐色,黑,琉璃蓝,朱砂等。遥远和陌生的中国甚至让他感觉不真实,不真实得美妙和难以置信。他还把中国画家经常描绘的对象开列了一个清单,称其“有趣迷人”——来自遥远寺庙的晚钟,在渔村上闪耀的落日,风暴后的好天气在一座孤独山城,从远岸出发的归家的船,洞庭湖上的秋月,沙洲上的野鹅,潇湘夜雨。然后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巍峨奇妙的东西,因为它是如此广泛……不知道任何比那更美的地方了,或者比中国人更美的了。”

也许就是从这时起,他对绘画的兴趣与日俱增,也促进了他对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1951年,在门罗·惠勒的邀请下,斯蒂文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发表了《诗歌与绘画的关系》的演讲。那时,他已经不再年轻,可是作为诗人他才刚刚开始起步。在纽约时他经常光顾瓦尔特·阿伦斯伯格的公寓和他的“高级”诗人与画家的圈子。随着时间推移,他对绘画的期望越来越大。绘画成了他的业余爱好,而他的业余爱好却引出了后来的重要成果。去纽约出差时,他是画廊的常客;在哈特福德的沃兹沃斯图书馆,他也有自己的收藏。他喜欢布拉克、克利和康定斯基。而当他收藏画作时,他的购买行为远不如他的趣味有冒险性,他收藏莫里斯·布里昂雄、让·拉巴斯克、皮埃尔·塔尔·科阿,这些收藏全部带有乡愁性质。

可以说,通过写作有关当代绘画的文字,诗人可以精明地发现让诗歌谈论自身的有效方式。往往,描述一幅古老的画成了描述过去的最佳途径,是同时描述曾经存在和正在进行的事物,那些背景中的、遥远的、甚至微缩了的事物。叶芝在《天青石雕》中就曾经处理过这个主题。1935年,叶芝收到友人哈利·克里夫顿送给他的一座山水雕刻,叶芝在同年写给女诗人多萝西·韦尔斯利的信中说:“克里夫顿送给我一座天青石的山水雕刻,形如一座山,有庙宇、树木、小径。一个僧人和徒弟正要爬上山。僧人、徒弟和天青石,这些都是东方永恒的主题。在绝望中发出英雄式的吶喊。”过了不久,那件天青石雕的艺术品引发叶芝写出那首同名诗,显见叶芝自己非常喜欢那首诗,称其几乎为“最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诗”。同样,史蒂文斯接触过的宋代山水画也直接引发了他的写作欲望,比如他写有以中国山水画为题的诗,《六幅绝妙的风景》,其中第一首显然是对中国山水画的描绘:“一位老叟坐在/松树的影子中/在中国。/他看到飞燕草,/青与白,/在影子的边缘,/在风中晃动。/须动于风。/松动于风。/因此水流/在草上。”这首诗文字简洁,有受到中国诗学与美学影响的意象主义之风,意象显明,文字隽永,不仅反映出中国文人的诗境与意境,更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中一直赞颂的中国画的“单纯”特质。“一位老叟坐在/松树下/在中国。”简明清晰,绝无赘词,山中隐者的形象呼之欲出。中国山水画擅于营造千山万壑中孤人独旅,或孤舟独系的空无恬适意境。而史蒂文斯诗中的老者,纹风不动,却瞥见青白色的飞燕草在树荫边缘随风摇动,可谓代表了西方对东方的典型印象。史蒂文斯的朋友、古根海姆博物馆前馆长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曾说,“我认为他看待当代绘画就和他看待法国诗歌一样,不是作为熟悉的东西,而是作为吸引他的东西。我发现绘画对他的吸引力始终是作为兴奋剂,而不是作为档案。”毕加索激发了他的诗《带蓝色吉他的人》。而塔尔·科阿的一幅静物激发了《被农民围住的天使》,在诗中斯蒂文斯让一个画家以缪斯的声音说话:“用我的视力,你们又看见了地球,/清除了它的僵硬、顽固,和人为的秩序。”对于斯蒂文斯来说,他在谈论真实的时候也是在谈论艺术,在诗中两者是同一的。

真实与想象的关系是史蒂文斯一生所探寻的焦点。关于想像力,他更多受益于柯尔律治的启示。作为对现代主义诗歌有着最大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理论家,柯尔律治在其《文学传记》中曾说,“想像要么是第一性的,要么是第二性的。第一性的想像,我认为是一切人类知觉的生命力和主要动力,是无限的‘我在’中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心灵里的重复。第二性的想像,我认为是第一性想像的回声,与自觉的意志共存;但它在动力作用上仍与第一性想像属于同一类,不同点仅在它发挥作用的程度和它运作的方式上。它溶解、扩散、消耗,为的是重新创造;或者,当这一过程行不通时,它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将对象理想化和统一化。它的本质是充满生机的,即使它所有的对象(作为物体)本质都是固定的、死的。”[2]亦即想像力能够将对立冲突的因素结合成一个更高秩序,这种对立面的综合被艾布拉姆斯认为是柯尔律治的“宇宙进化论、认识论和诗歌创作理论的根本原则……一切真正的创造……都来自对立的力量的生成性张力之中,这些力量都毫无例外的被综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因此,创造性诗歌中的想像,是构成宇宙的那些创造性原则的回声”。[3]第一性的想像是通常的感知,它产生的是感官的平常世界,而第二性的想像的作用在于重塑这个平常世界,赋予其超越生存的必要价值,使我们相比较于事物的原始状态而倾向于文明化的生活,支撑人类文明生活的这些额外的感知就是第二性想像的产物,这种感知的产生过程在诗歌中有着最高的表现。诗歌因此与生活秩序产生了某种关联,也就是融合、协调了自然与人之间的各种对立。至此,柯尔律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弥合西方哲学中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立,也就是客观能否独立于主观而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精神本身必须能够提供将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同一的原则,积极的知识需要两者的同时发生,这种同时发生的能力在康德那里即为“感性直观”,在柯尔律治则为“想像”,它是所有人类感知的中介和意识的基础。

作为一种官能的想像力既然反射着上帝的创造原则,它就能够赋予万物以秩序。因此,史蒂文斯说,“上帝与想像同一。”“我们头脑中看见的事物对我们来说与我们肉眼所见的一样真实。”“也许存在着某一级的知觉,其中真实和想像是合一的:一种神视观察状态,诗人容易接近或有可能接近的状态,或者说,最敏锐的诗人。”(《箴言》)而诗歌的功用,在史蒂文斯看来,就在于它能调和真实与想像,亦即使逐渐呈现二元分立状态的种种领域重新整合起来,使人性获得圆满的发展。他说:“诗歌是生活律令之一的人。我们相信它是想像与真实之间一份必不可少的婚约。这份婚约如果成功的话,其结果将是完满的。我们还认为,诗歌是意志用来感知无尽的和谐的工具,无论是想像的和谐还是真实的和谐,它使生活不同于没有这种洞见的生活。”(《美国诗歌协会金质奖章受奖演说》)

作为最高虚构的诗歌,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亦即它并不是建构一个与客观世界完全相对的想像世界,那样的世界将是无趣的,而是应该按照桑塔耶那的建议,在现实的瓦砾上竖起头脑中的建筑。“诗歌不同于想像的独自发生。任何事物本身都不是独自发生的。事物的存在是由于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箴言》)而诗歌就是见证或者探寻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途径,而真实则不仅仅是真实本身,而是由诸多非真实所构建出来的。因此,在史蒂文斯看来,真实往往是虚构的开始,而诗人的处境则在于“面对没有给人安慰的神圣主题和神圣人物的情况,怎样写诗,如何创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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