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我对新诗的几点意见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1-4 23: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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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1920— 2022 ），现代著名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0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郑敏作为“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与诗人穆旦、杜运燮并称“联大三星”，著有诗集《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诗选（1979-1999）》等，诗学著作《诗与哲学是近邻》《新诗与传统》《诗的魅力——郑敏谈外国诗歌》等。

我对新诗的几点意见

文/郑敏

一、诗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身心的素养。首先要有一颗真诚富有同情的诗心。诗不是庸俗情绪的容器，愤怒有深刻及泄愤之分。西方“愤怒的年轻人”与“垮掉的一代”绝不是痞子，他们的心是极为严肃和充满正义感的。走向生活不等于走向小市民，更不能以语言的卑俗来代表平民的立场。目前的新诗还谈不上有知识贵族的倾向，没有智育就谈不上文化素养。我们的知识结构，总的来说，是相对落后的。人类时至今日已无法以“自然人”自居。丰富的文化是现代人应有的素养，包括“返璞归真”也是一种文化。今天一定需要强调朴实的风格，把知识被作为点缀来卖弄则成为愚蠢。有知识不一定能写诗，但没有丰富的文化也会影响诗的深度，这总是一件憾事。最高的知性自然就会转化成悟性和智慧，而这后者是诗的灵魂。

二、历史感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痕迹，这种诗就属于大家之作。所谓历史感并非指作品写到历史事件，而是要体现人对这些历史事迹强烈深远的感受和领悟。在新诗领域里，我热切希望诗中有浓厚的历史感。这种现代的史诗不是以英雄主义为标志，而是无可避免的充满悲怆和深思。谁能接触今日时代的脉搏而听不见两次大战和乌托邦幻想的崩溃之声呢。

三、境界是汉语诗歌的宝贵传统，新诗在这方面应当有所继承和发展。境界是知性进入悟性高度后的一种审美智慧，这是我国汉诗不同于西方诗品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美学。可惜白话诗自诞生以来就忽视、甚至否定诗的这种非口语的功能，因此在白话诗中鲜有这种境界。也许某些上世纪30年代的诗作，境界仍是诗人的追求，特别在废名的诗中。今天的新诗很像修在四合院遗址上的新楼，再难找到中国古典诗的境界，物化的冲击力抹去了飘忽的云片，然而云是美的，是遐想的载体。

四、诗歌可能是文学品种中最需要艺术转换的一种，这里创造超过表达，更不用说表面化的反映现实。生活素材进入诗必须经过一次艺术的发酵，然而，这种转换是无法强加给素材的。由于一些关于抒情和写实的简单化说法的影响，在很多的诗中抒情变成庸俗的宣泄，写实变成纯模仿，惟独创造被忽视了。创造力是当想象力与无意识触发出火花时所产生的能量，这种能量起着催化作用，让现实在瞬间转化成艺术的真实，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在作家的眼前，使得它成了现实的化身也即“诗”。这种无意识的介入并不能由上意识强求，因此是一种自发的转换运动。它使得诗歌脱离概念化、伪描述化等痕迹的干扰。这是一次想象力的飞翔，是一次危险而惊人的探险。转换的不成功就犹如空难。诗歌的语言突出地由暗喻（mepathor）与意象（imagery）组成，而这些都只能产生在转换过程中。

五、中国新诗音乐性最难以解决的是平仄所构成的音乐性问题，无法如古典诗词那样有模式，不能充分发扬汉语特有的音调性音乐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诗人只能靠耳朵的模糊辨认来写作，因此新诗中不乏聱牙诘屈的诗行，读起来难以琅琅上口，这些对于新诗作者都是困惑，也是中国新诗难以与古典诗词媲美之处。这种音乐性的不足使中国新诗比拼音语言的西方诗歌略逊一筹，也是我们在发展新诗时应特别着力的一点。不是汉语本身缺乏音乐性，而是在我们放弃古典诗歌纯熟清湛的音乐后再也没有找到它的替身。要想有所突破，我们的语言学家应当更深入的研究汉语平仄的音乐规律性。

六、新诗目前面临一个读者危机。读者率的下降原因很多，与诗歌的现代性艺术强调跳跃，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有关，但与失去书法与绘画的支持也有关。古典诗词在书法、绘画的衬托下即使内容较艰深也仍能为人们所珍爱，我国诗书画在传统上一直相互促进，形成人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景。所以我希望新诗也能有一部分在写作时采取类似绝句等整齐的诗行，以便能够争取到书法家、画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新诗的诗书画一体，这样就会使人们将诗看成日常生活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七、关于主体性的反思。自从为了解放个人的自由心灵而提出文学的主体性后，中国新诗在这方面走过了一段很长的道路，将主观(主体)与客观(客体)、个人与群体相对立的情感成为一部分年轻诗人创作的动力，这种切断主客对话、个人与群体互动的倾向，使得很多诗人陷于狭窄的二元对抗思维，其中心就是一个无边膨胀的“我”。诚然“我”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且我在创造的泉眼不应受到奴役，但在一个二元对抗中的我，往往是盲目自封，脱离自然中万物和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活泼运转，孤立于一切之外的自我狂人。这种“主体”当他在诗的王国中横冲直闯时，其对客观、他者的无礼粗暴必然造成重要的损失，诗人在尊重自身的同时更应当尊重他者，对宇宙保持虔诚的信仰，诗和音乐艺术都是需要我们用谦逊、虔诚来叩门的，在诗歌面前狂傲者必受惩罚，二元对抗的思维必然邀来狂傲、粗暴、心胸狭窄、全失诗人应有的气度，对自然粗暴招来愚蠢的人的自我膨胀，对他者粗暴只会再现了自己的愚蠢、浮浅，这些都不可能产生好诗。回顾我们近几十年的诗歌现象，这种主观、自我的无限夸大给我们的诗歌领域带来不少污染。

（原载《北京日报》200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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