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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 陈超:略谈近年诗歌走向,兼为80年代诗歌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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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916 | 回复0 | 2020-2-14 13:18: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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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诗论界有种趋势,就是基本否定80年代诗歌。主要论点是:“乌托邦写作”,“寄生性写作”,“意识形态写作”,“运动型写作”。此几项指责抽空具体含义看,有一定道理。其学理依据是后现代理论主张的“非体制化”,“权力话语批判”,“对整体与确定性的颠覆”,“强调差异性”,“稗史叙述”等等。但简单将这些适合西方具体历史语境的说法原样引进,会遮蔽本土人文格局的特殊性,形成新一轮独断论。

中国现代诗不会是“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它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实有致命关联。同样的词语,一旦置换语境,将显现不同的功能。如关于“乌托邦”,它如果只是作为诗人个人的隐语范畴、精神完型,而非集体顺役体制,那么,它是每个成熟诗人都应自觉树立的写作前提。也恰是各具内质的个人乌托邦,才对共名体制化乌托邦进行了有效抵制,捍卫了“多元共生”中一元的质量。关于“寄生性写作”,指斥者认为80年代诗长久旋绕于“文革”记忆,是对灾难材料的寄生。我认为,这正是80年代诗的历史载力所在,是诗人为反抗“集体遗忘”所作的痛苦努力。在种族精神历史产生巨大灾变后,诗人的责任不是匆匆清理废墟,而是勘探其难为人知的复杂由来,并对它周期性强迫重临的现实可能预支出焦虑。“局外人”式的悬置、冷傲,无助于价值重建工作,也无助于本真有效的诗学转型。关于“意识形态写作”,我以为,此词语是含混的、可选择的。诗歌作为对生存/生命和话语奥秘的探询,在素材上天然地应具更大包容性和吸收转化功能。“意识形态批判”是与我们当下生存和习语世界密切相关的“现实”,是诗人写作中“历史想像力”及语言批判之重要义项,关键是在具体处理上应削平话语等级制度,将之视为“日常”材料,而不是被它垂直或反向支配。因此,以“意识形态”说事,骨子里是“非意识形态”利用“意识形态禁忌”做出的假文章。至于“运动型写作”,我以为亦应求实视之。二十世纪是“文化地震”的世纪,在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上,构成了剧烈错动和迁徙。这些宏观的变化“级度”,很少或不可能由个人完成。“运动型写作”,正是国际现代主义诗潮的普遍特征,中国现代诗亦如此。它通过“运动”,激发和召唤一些诗人在美学和思想上的主导趋向,从约略共识的写作纲领中寻求自律、难度,以求维护“现代性”这一特殊精神社区的鲜明感、孤立性,防止其为正统文化圈所消解和误读。事实证明,真正的翘楚从未被“运动”淹没,反而吸收了充足的“地力”,成为更具包容力的“个人”。

以上所说,意在厘清这几个“大词”的复杂可能,并不意味着80年代诗歌真正完满地做到了这些。因此,对它的指责不仅泛而不切,而且还有贫乏中的再次剥夺之嫌。我的“辩护”只是要肯定80年代诗向这些方面的努力。朋友们知我怨我,我均坦然心领。

说到“90年代诗歌”,我认为亦应小心辨析。我不同意某些同行在谈论诗歌时表现出的对线性时间的依赖。他们将完整的“以十纪年”看得太神秘和重要了,忘记了诗歌写作正是时间向空间的转化。因此,在他们眼里时间只昭示未来,从不会回应历史。仿佛时间一进入90年代,诗坛迎来了垂直降临的“美丽新世界”,80年代的“失误”“迷途结束了,眼前是一片“明朗的天”。

这些相信“时间神话”的论者多少都是健忘的。在我看来,“90年代诗歌”这一整体概念有很大可疑之处。80年代末,历史的剧烈错动给诗人带来了深深的茫然和无告,在有效写作的缺席中诗人进入了90年代。因此,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庆典,诗人以降格的巴洛克语型书写“家园”,诗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生存情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悬置历史意识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口语“后现代”。这两类诗充斥当时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充任了“橡皮时代”体面又安全的角色。现代诗由生存、历史、个性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蜕变为某类文人的闲适趣味。大约在1994年前后,诗坛集中出现了新的声音。从茫然中走出的一批诗人,重新意识到诗歌活力的源头乃是对具体历史语境和当代日常情境的深度处理,写出了此时代恰当、准确的诗歌话语。因此,如果说“90年代诗歌”的确有新变化,必须排除最初的几年。我反对用“90年代”这一完整时空指认,来掩盖其内部完全不同的创造力型态,而使大量土大夫吟弄之风和平面话语嬉戏的东西一道搭上“新变化”的火车。这辆火车被编号为“新天地1990”。我的“90年代”不在这辆走私车上。

那么,90年代中后诗歌的精神气象和书写格局比照从前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限于篇幅我只能以“提纲”的形式谈五点。(全面论列有待更合适的场合)。第一,80年代诗歌侧重于生命冲动的表达,诗人不断为词语注入新感性,是一种抒情和体验写作。近年的诗则致力于对具体生存处境的显现,词语负荷着较多历史文化内涵,是一种叙述和反讽型写作。第二,80年代诗人的“怀疑主义”建立在一般认识论背景上,他们不堪忍受这噬心状态,企望找到最终可靠的价值安慰。因此,挽歌和咒语背后隐藏着“光明”。而近年诗中之“怀疑主义”,更多建立在本体论背景上。诗人不但愿意忍受相对主义和怀疑,将之视为诗歌的基本成分、存在依据,而且还在努力捍卫“怀疑主义”,时刻警惕它被技术时代微笑的暴力和物质放纵主义许诺的“进步”幻觉所消解。第三,80年代大多数诗人看重词语间偶然冲撞产生的超验效果,其文本呈迸射状态。他们对阅读中的“过度阐释”期待较高。近年的诗,更喜欢按照清醒的意向选择恰当的词语,其内涵准确、稳定、内敛、完整。诗人吁求“合法阐释”,不大信任读者“超量再创造”的僭妄价值。第四,80年代的诗之“晦涩”,更多是追求修辞效果所致。我们勿宁说这晦涩不乏语言内部秘密的“自动性”。近年的诗仍然晦涩,但它是由于诗人深入探询生存、情感经验和语言内部可能性互动的结果。诗人要在文本中设置彼此盘诘、互否、对话的不同声部,其意义之间的深度争辩带来的晦涩,是一种清醒状态下主动寻求的困境,它必定缺乏“自动性”,是一种“自觉性”。第五,80年代的诗灵机四溢开出各式“花朵”,但我们看不清其根茎。近年的诗多为“特殊知识”型,根茎扎得较深——虽然“花朵”不那么漂亮。

我如此描述近年诗歌的变化,有人会说:这不是要倒退到“现代主义阶段”吗?在他们那里,80年代是中国诗坛的现代主义时期,而90年代诗坛已进入(或:“必须”进入?)“后现代”。80年代的现代主义“太强大了”,形成滞塞,要“继续前进”,必从反现代主义做起。这是他们论说诗坛的前提。——但我以为,这是个假前提。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探寻生存和生命的基本母题,树立经典性。在写作的技术环节上,表现为诗人对建构内涵稳定的个人完整隐语世界的自觉和对知性的倾心。依照这一常识,我不知道80年代的现代主义“强大”在哪里?对前提的不明确导致了一系列不明确——情况大抵如此。

这么说下来,还有一个陷阱需要绕开。我这里的发言可能会使某些朋友误会,认为我吁唤今天的诗应走向高标准的“现代主义”。因此,我要说明这个意思:虽然我承认西方现代主义诗人曾是我们学习的“恩师”,但我们也没有“义务”和兴趣扮演其在东方的亚种。他们的诗再好,也代替和解决不了我们对跨文化语境中的现实题材的有效处理。在现代诗草创阶段之后,我们仍长久依赖文献学意义上的“主义”划分,是危险的。说到底,对具体历史语境的分析和研究,对母语内部复杂性及人文积淀的洞开,对个体生命的本真呈现,永远应是我们在衡量和反省自身写作价值时朴实而可靠的尺度。它们不是由“主义”给出,而是诗歌这一古老文体得以存在的理由,和保持现实活力的内在依恃。80年代的诗庄严地完成了它能完成的部分(诗有诗的宿命),近年的诗正是在这一继续起作用的“大级度”中精进——尽管不会没有“知识型构”和情感经验的显著变异——,在一个精神历史发生“偶然”断裂的时代之交,由“花朵”逆而向下挖掘和培养“根茎”,这一道路是中国诗人奇妙的宿命。如果我们总要“埋葬过去”,自诩为什么“今日先锋”,不断“从零开始”,那或许真会有变成零的危险。

这就是我的观点。
1999年11月
选自陈超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

(作者:陈超 来源互联网,只用于交流学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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