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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诗人] 海因里希·伯尔:试论诗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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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151 | 回复0 | 2020-2-14 13:36: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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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试论诗的理性(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海因里希·伯尔,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9年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在早期作品中,伯尔审视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看到战争和政治力量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毫无意义的苦难。在后期作品中,他猛烈抨击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批评社会和宗教机构的专横和虚伪,被称为”德国的良心”。)

亲爱的基尔洛夫先生、尊敬的瑞典科学院诸位院士,首先衷心感谢诸位让我再次以这种形式领受如此热情的友好接待。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更换演讲的题目。我原打算讲俄国文学与德国文学的关系,还有俄国以及苏联对德国——两个德国——的政治和历史关系。可是当我着手准备讲稿的时候,碰到了有些作者不时要做的事情:读校样。这其中有我前几年的一些文章。我发现,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已写过了。
  
1966年和1968年之间,我为了准备一部纪录片,曾仔细研究过妥思托耶夫斯基。我为一部关于他的影片写了剧本、解说词和评论。后来,在他诞辰150周年时,我参加了一个范围颇为广泛的广播辩论。事隔一、二年后,我又于1971年写了一篇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报告,后作为托尔斯泰作品一种版本的跋发表。这篇文章题为《接近的尝试》,我今天本来要再讲一遍的东西,在那里已经都讲过了。为了不使诸位,也不使我自己感到无聊,我换了一个题目。我请诸位理解,因为重复对于我是非常陌生和无聊的。于是,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现实的题目。我试图去接近关于诗的理性的问题,因为我在一些谈话、讨论以及出版物中发现,在文学和艺术问题的某种教条化中,一切都似乎简化成了要么是传布信息,要么是艺术这个公式。所以,我把演讲的题目称作《试论诗的理性》。
  
一些本应知情的人说——还有一些本应知情的人否认——即使是像桥这样理性、可计算的,由设计人员、工程师和工人们共同建造而成的东西,也会有那么几毫米乃至几厘米难以计算的因素。这种因为对材料的加工和成型而产生的微乎其微的不可靠,也许是由于对这种由复杂地互相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化学的、技术的细节和材料所构成的物体,它的种种可能的反应以及四种经典成分(空气、水、火、土)的作用,难以预先进行最精确的计算而产生的。这里问题似乎不仅仅在于设计,这一反复计算和检验的技术-化学-统计的综合过程,而在于——按我的说法——它们的体现,也可以说实施。这一点儿残余的不可靠性——哪怕只是不足一个毫米的难以预计的弹性变化——该称作什么呢?这个间隙里面隐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讽刺?是诗、上帝、反抗?或者说得时髦一点,是虚幻?一个对此不得不知情的人——一个曾当过面包师的画家——告诉我,在夜色未尽的清晨烤面包,是件极其冒险的事情。天一大早,就得爬起来,或多或少地凭着直觉去弄清楚配料要各放多少,温度要多高,烤的时间要多长。因为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求有自己的小面包。它是承担一天辛劳的人们早上第一顿饭里重要而神圣的东西。这个几乎难以计算的东西,我们也要称它为讽刺、诗、上帝、反抗或者虚幻吗?没有它怎么行呢?更不用提爱情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在爱情这块大陆上究竟堆积了多少小说诗歌、分析、坦白、痛苦和欢乐,而它到底是什么却并没有研究透彻。
  
每当我被问起是如何或者为什么写这个、那个的时候,我总是不胜难堪。我很想给提问的人,也给我自己一个详尽的答复,却始终不能。我无法再现其中全部的种种关联,虽然我希望能够这样,以便至少使我自己制造的文学成为一种比建桥和烤面包少一点神秘的过程。鉴于文学显然在它的整体表现中,在其传达的内容和形式中,有一种解放的功能,所以,倘若能够说明这种整体表现是如何形成的,让更多的人分享它,应该是很有用处的。然而,这个我自己也无法作出哪怕是略为贴切的解释的东西——尽管我明明在努力做到——究竟是什么呢?我亲手把它从头至尾写到纸上,又反复变动、加工、不断斟酌推敲的这点东西,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对于我自己将会变得陌生起来,就像是什么东西擦身而过,离我越来越远。而对于他人,它作为有一定形式的信息,却可能变得重要。理论上讲,要全部再现这个过程应该是可能的,即在创作的同时作一种跟踪记录。如果记录完整,它的工作量将是创作本身的好几倍。它不仅要反映其思想与精神的一面,而且还有感性和物质的一面。还要提供有关饮食、情绪、新陈代谢、喜怒变化的解释。环境的作用不能仅仅只当作体现本身,而且要当作背景看待。譬如我有时候看体育报道,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为的是在这什么也不想之中练习思考。我承认,这是一种颇为奇怪的练习。尽管如此,这些体育报道都得一滴不漏地记录在案。因为有可能就是一次击球或者一次跳跃,给了我什么也不想的思考以某种触动。也有可能是一个手势、一次微笑、记者的一句话、一个广告。每一个电话、天气、通信往来、每抽一支香烟,都得写进去。还有路过的汽车、风镐的声音以及打断思绪的鸡鸣。
  
我写字的桌子,高76.5厘米,桌面大小是69.5厘米乘以111厘米,车花的腿,一个抽屉。它大概用了70到80个年头,原是我妻子一个姑奶奶的财产。丈夫在疯人院里去世后,她搬到一套小一点房子里住,桌子就卖给了她的兄弟,也就是我妻子的祖父。祖父去世后,这件倍受轻视,也着实看不入眼的家具,于是便到了我们手里。起先是随便扔在了么地方,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直到一次搬家时才又冒了出来,而且已被炸弹炸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知什么时候被弹片击穿了桌面。如果要写政治社会史值得一书的方面,以这张桌子作为引子就不仅仅只有情感的价值了。搬运工人当时几乎拒绝把它搬走。他们那致命的蔑视也比它那时的用途要来得更加重要。派它用场比我们决不让它扔进垃圾堆——不是出于怀旧或者想留作纪念,而几乎是出于原则——的固执还要偶然。如今我已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些东西,人们大概会允许我暂时依恋着它,我强调是暂时。我们不用去提放在桌上的那些东西。它们是次要的,也很偶然,换别的东西也行。也许那台雷明顿牌的打字机除外。型号是Travel Writerde Luxe[1],1957年造。对它我同样依恋。财政局对我的这件生产工具早就失去了兴趣,尽管它曾为他们增收贡献颇大,而且依然在继续这样做。在这部任何一个行家只会轻蔑地看上一眼或者碰一下的机器上,我约摸写出了四部小说以及几百篇各种各样的文字。我并不是因此而留恋它,而又是出于原则。因为它还能用,并且证明一个作家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野心是多么小。我提到书桌和打字机,为的是想让自己清楚,即便是这两样必不可少的用具也是无法完全说个明白的。假如我试图依照必要的要求确切地搞清楚它们的来历、它们材料的形成、制造过程、社会经历以及它们的出处,恐怕会弄出一部几乎没完没了的不列颠和西德工业及社会史大典来。不用提这张桌子所在的那幢房子、那个房间和那幢房子所在的地球,更不用提大概几百年来在里面住过的那些人——死去的和活着的。也不用提那些送煤、洗碗和送信的人,更不用提那些和我们接近的、亲近的乃至最亲密的人。然而,这一切,从桌子到桌子上的铅笔,它们的全部故事又都该写进去,包括那些和我们接近、亲近乃至最亲密的人的故事。这里不也有足够遗留未解的残余部分、间隙、反抗、诗、上帝和虚幻吗?不是更甚于建桥和烤面包吗?
  
有人说语言是材料,一旦写下,便多少物质化了。这话不错,说起来也容易。可你怎么解释在它那里——正如有时候所断定的那样——会产生如同现实生活一般的东西:人物、命运、情节;怎么解释毫无生机的惨白的纸上会出现栩栩如生的形象。在那里,作家和读者的想象力以一种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方式沟通着。这是一个无法再现的整体过程,即便是最巧妙、最敏锐的阐释也多少只能是成功的接近。你又如何能够以必需的绝对精确度去描写和记录作者和读者身上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过渡,而且是在有民族、洲际、国际、宗教以及世界观之间的种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呢?更何况作者和读者之间,他们各自身上那种交替混合的关系,那种突然由一个变成另一个的颠倒,并且就在这突然的变化之中,二者又难分你我呢?说是难以解释也好,或者是秘密也好,总会剩下一点残余部分,总会留下一个哪怕是微小的区域,是我们凡俗的理性无法进入的。因为,我们的理性所遇到的是尚未解释清楚的诗和想象力的理性。它的形象不可捉摸,犹如女人和男人或者动物的躯体。写作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向前的运动,是对一个一无所知的形体的征服,是从一种东西走向未知的另一种东西。我从来不知道结局会怎样。这里说的结局不是古典戏剧理论所谓剧情的结局,而是一项错综复杂的试验的结果。它利用现有的、虚构的、灵感的、智力的以及由感性组合起来的材料,去追求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且是在纸上!由此看来,根本就不可能有成功的音乐和绘画,因为没有人见到过他所要追求的形象;同样,人们肤浅地称为现代,其实毋宁称作活着的艺术的一切,都只是试验和发现。它只能一时一地,并且在其历史的关联中才是可以估量的。我觉得谈论和寻找永恒的价值是次要的。我们哪里能够离得开那一点间隙,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虚幻或者反抗的残余部分呢?
  
即便国家,也总只是接近自己声称要做到的样子而已。没有一个国家不允许其宪法条文与实际实施之间存在距离,一个诗与反抗在其中生长——但愿能够繁荣——的剩余空间。也没有哪种文学形式能够离得开这种空间。即使最精确的报道也离不开情绪,离不开读者的想象力,哪怕作者自己缺乏想象力;即使最精确的报道也不得不有所割舍,譬如在表现生活状况时对实物详细入微的描写……它必须组合、调整细节。就连它的解释和工作记录也无法一并提供,因为语言这种材料,它所传达的意义,不可能局限于普遍有效和普遍都能理解的程度:正如我用我书桌的例子试图暗示的那样,每一个字都负载着如此多的故事、想象、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以及历史的相对性,这些都得一一交待。确定这种意义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问题,而是各个语言内部的一个更有份量的问题。在那里,定义可能意味着世界观,而世界观又意味着战争。我请诸位回忆一下宗教改革后的战争,它们尽管可以从权利政治的角度去解释,但也是为了宗教定义而进行的战争。所以,顺便提一下,如果不把每一个字的地区性,有时候甚至是地点性的附加意义展示出来,仅仅去确定人们是否说同一种语言,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对我来说,我所读到和听到的某些德语比我可惜只懂得很少的瑞典语更为陌生。
  
政治家、意识形态专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们总是一再试图去提供完全彻底的答案,把问题一下子解释得一清二楚。这是他们的义务。然而,我们这些知道自己不可能作出毫无遗留、毫无异议的解释的作家,我们的义务是进入到那个中间地带里去。没有解释和无法解释的遗留问题多的是。那是些堆成山的垃圾。建桥的、烤面包的和写小说的通常能够应付他们自己的遗留问题。他们的问题不是最棘手的。当我们在争论littératurpure[2]和littératureengagée[3]——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是一种错误,我后面还要讲到——的时候,始终没有意识到,或者无意识地被引离了关于l’argentpur[4]和l’argentengagée[5]的思考。只要看一看、听一听政治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谈论像钱这样据说是如此理性的东西,前面提到的三种职业里那点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地方,就会越来越不让人感兴趣而且惊人地无关紧要。就以不久前的美元大战(人们难为情地称之为美元危机)为例,我这个傻乎乎的门外汉也发现了一点没有人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东西:两个有过同样历史——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且也都被称作勤奋努力——的国家所受冲击最大,并且——如果认为自由这个字眼并非虚构的话——在支撑收购这样奇怪的事情上被迫尤甚。也就是说要他们掏腰包。这一来,口袋里零钱叮当响、印着值得纪念的图案的票子手里摇的当事者,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钱只能买到比别人少的面包、牛奶和咖啡,只能比别人少坐几公里出租汽车,尽管他为此付出的劳动不比别人少?神秘的金钱里有多少间隙?它的诗又藏在哪些保险箱里呢?理想主义的家长和教育者们总是要我们相信钱是肮脏的。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每次得到钱,总是在付出劳动之后——如果我把瑞典科学院授予我的大奖排除在外的话。对于除了劳动之外别无选择的人来说,即使最脏的活儿也是干净的。它意味着家人和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来源。钱是他劳动的体现,是纯洁的。在劳动和劳动所得之间,当然也有一个没说清楚的剩余部分,笼统地用赚多赚少来衡量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里的间隙比分析一本小说更大。
  
与神秘金钱里的间隙相比,文学那点没有解释清楚的剩余部分便令人惊奇地无关紧要。在那里,在明明是要求人们屈服于某个神话及其统治欲,并且也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却仍然有人轻率地口口声声喊着自由。于是人们呼吁政界明察。然而正是在政界,对问题的澄清会受到阻挠。
  
我的支票下端有四组共32个数字,其中有两个如同象形文字一般。这32个数字中有5个我是知道的:3个是我的账号,两个是银行分理处的号码。然而那其余27个含有许多零的数字呢?我肯定所有这些数字都有一个合理的、有意义的——或正如人们所说的——能够让人明白的解释。只是我的脑子和意识里没有容纳这些能够让人明白的解释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属于保密学问的一串神秘数字。要把它们弄个明白比读懂马塞·普罗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或者《威索不隆的祷告词》更难。对我来说,它们的诗和象征意义比后二者更为陌生。这32个数字要求我做的,就是相信一个事实:一切自有它的道理,一切都明确无余,只要我稍作努力,便会明白。然而对于我,那剩余的一点神秘依然存在。或者说是它带给我的恐惧,——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诗。几乎没有一次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事关其金钱的人来说是明了的。
  
我的电话费账单上也有13个数字,还有我各种各样的保险单上的那些,外加我的纳税号码、汽车牌照和电话号码——我不想化力气把这些本该记在脑子里或者至少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可以精确证明我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数字都数一遍。就把我支票上的32个数字和图案乘以6吧,或者减少点乘以4,再加上出生日期、宗教信仰、婚姻状况——难道我们这样就拥有了西方世界的全部理性了吗?我们所理解和勉强接受的这种理性——它不仅被弄得让我们明白,甚至也还令我们信服——是否就是我们通过殖民主义和传教或者二者相结合而当作征服工具出口到全世界的一种西方的傲慢呢?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基督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会不会并不很小,尽管他们一时一地对这种理性的诗也还信服?是不是最终还是他们自己诗的理性无往不胜呢?当印地安人面对着出口到美洲的欧洲理性时,他们所犯下最大的罪行是什么呢?是他们还不知道金子和金钱的价值!他们所与之斗争的正是我们自己今天与之斗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理性的最终产物:毁灭世界和环境、让他们的土地完全屈服于利润。利润之于他们比他们的鬼神之于我们更为陌生。凭什么让他们信服这是基督精神、是新的福音?这是一种疯狂得可笑的、伪善的自鸣得意。带着它,人们星期天去侍奉上帝,把他奉为救世主,星期一又准时打开银行的大门,在那里让被视为唯一真理的金钱、财富和利润观主宰一切。而对体现着他们生命的水、风、牛和草的诗,只投之以嘲讽。然而现在,我们这些西方的文明人,却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绝对理性的最终产品中(因为公道地讲,我们自己也未能幸免),开始感觉到水和风的诗是多么真实,它体现着什么。教会的悲剧,是不是一直根本就不在于它本身那些从启蒙意义上看可称为非理性的东西,而是在于它在绝望之中试图追随或者接受一种与形象化了的上帝这样非理性的东西绝不相容的理性,而又绝望地失败呢?规定、条款、专家的许可,这是一个编了号的条条框框的数字森林,是强加给我们并且安放在传授历史知识的传送带上的偏见的产物,为的是使人们彼此越来越陌生。就在欧洲的最西部,我们的理性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理性,我们称之为非理性。北爱尔兰可怕的问题在于,此地几百年来两种理性互相遭遇而又毫无希望地僵持不下。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备遭轻视和鄙视的地区。一个又一个大陆被淹没在我们理性的凯旋声中。不同的人群依然彼此陌生,而他们据称还说着同一种语言。西方出产的那种婚姻被定为规矩,且不提它还是一种特权。对于被称为仆人和女佣的雇农,它是难以企及的。他们连买一对床单的钱都没有。即使攒下或是偷得钱来买床单,也无床可铺。于是人们便任其非法行事,孩子他们是照生不误。表面上看,对上对外一切都清楚得一览无余。清清楚楚的答案,清清楚楚的问题,清清楚楚的规定。无非是教会的宗教入门课本那套骗人把戏。只是根本没有奇迹出现,诗也永远只是天国的象征,从未属于过人间。于是人们便感到奇怪不解,甚至追念起旧时的秩序。而那些被轻视和鄙视的地区一旦有反抗的征兆,便自然有某个党派或者其反对党从这样的反抗中牟取物质和政治的利益。对被称为性爱的那块尚未研究透彻的大陆,人们曾试图用种种条规去约束它,就像是让初入门的集邮爱好者在制作第一本集邮簿时遵守的那些规矩。被允许和不允许的感情被定义得极其细致入微。可是,神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们又突然在不约而同的震惊中断定,这块曾被认为安排得体、业已冷却和整顿好的大陆上居然还有几处没有熄灭的火山。然而,火山是无法用训练有素的消防队可以熄灭得了的。人们曾把多少东西推给了上帝,这个被滥用和值得同情的角色。一切没有最终解决问题的东西都推给了他,所有想为那些毫无出路的灾难——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性问题的——指出一条道路的人,都指着上帝。一切被轻视和鄙视的,一切没有清理掉的“残余部分”都推给了他。可人们依然把他当作有血有肉的躯体到处宣传,也不想一想,既然上帝体现为人的躯体,就不能把人的事情强加给上帝,也不能把上帝的事情强加给人。谁又会奇怪,在一个禁止上帝存在的地方,上帝倒是得以幸存了。在那里,人们把世界和自己社会的苦难推到没有实现的、同样教条的本本主义身上,推到一个一再延迟而且越来越遥远的未来。事实证明,这个未来不过是悲哀的现实。对此我们又只能投以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傲慢:我们从这里出发,把这个进程冒然地诬蔑为反动。这种傲慢,同那些上帝的管家们是一路货色。他们人在这里,把看来在苏联得以幸存的上帝说成是他们的,却又不把上帝在这里藏身的垃圾堆清除掉。他们凭着上帝在那里出现来为这里的社会制度辩解。当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是无神论者而为自己的信仰自鸣得意的时候,总是想要为这种或那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捞点资本。我们的这种荒唐可笑和自命清高,一再抛弃了两样东西:一是被形象化了的,即人们所说的人格化了的上帝,一是他所象征的绝对人性的未来图景。我们这些轻易贬低他人的人,身上缺少一点东西:谦卑。谦卑不可混同于服从、顺从甚至屈服。我们是这样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我们把他们的谦卑,这种谦卑的诗,化成了对他们的屈辱。我们总是想征服和占领。无怪乎在这样一个文明里,长期以来的第一篇外文读物便是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第一个操练自以为是的地方便是那些一问一答一清二楚的宗教教条——任意一种宗教教条,一种不可或缺的启蒙读物,一切问题都解释得完全彻底,毫无遗漏。
  
我稍稍离开了建桥、烤面包和写小说的话题,暗示了其它领域里的间隙、讽刺、虚幻、剩余部分、上帝、神秘和反抗。我认为,与诗的理性,而不是俗常流传给我们的理性得以栖身,而又没有解释清楚的那些角落——比如一部小说——相比,它们更事关重要,更有阐明的必要。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必须记在脑子里或者至少写在纸上,却又不知所云的那大约200个一组组顺序严格、间或混杂着几个图案的数字,所代表的无非是一个官僚体系内部的一些抽象的权利和生存的证据。这个官僚体系不仅自称合理,而且也确实合理。我有赖于它们,也学会盲目地相信它们。我是否可以企望,人们对于诗的理性,不仅要相信它,而且要坚定它;不要置之于不顾,而应从它的宁静之中,从它的谦卑的自豪中有所借鉴。这种谦卑永远只能是对下而言的,从不会对上而言。它身上包含着尊重、友好和公正,还有去认识和被认识的愿望。
  
我不是想在这里提供传教的入门途径和工具,但从诗的谦卑、友好和公正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得不说,我在加缪所谓的陌生人、卡夫卡的人物陌生化和被形象化了的上帝之间看到许多相同的地方和互相接近的可能。上帝也一直是个陌生人,而且——除了几次情绪失控——也颇为友好并且也善言辞。可是天主教会到底为什么长期——我不确知有多久——阻止人们直接接触那些被宣布为神圣的文字,或者把它们藏在拉丁文和希腊文里面,只有圈内的人才得以接近呢?我想,是为了排除他们在代表上帝的言辞的诗里所察觉到的危险,是为了保护他们权利的理性不受诗的理性的威胁。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对语言及其表现的发现,这一点并非偶然。哪一个帝国曾经离得开过语言帝国主义,也就是对自己语言的扩张和对被统治者语言的压制?正是在这个,而不是别的背景下,我看到有人试图诋毁诗、语言的感性及其表现和想象力(因为语言和想象力是一体的),而引进那种要么是传布信息要么是诗这个错误的对立,作为divideetimpera[6]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次,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貌似反帝国主义的。印第安人的诗也许可以作为反统治的力量,而自己的诗,则对自己国家里要解放的阶级隐瞒起来。这是一种新理性全新的、几乎又是国际性的傲慢。诗不是阶级特权,也从未曾是过。已站稳脚跟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学,一再从他们恩赐般号称的民众语言——说得时髦些就是行话和俚语——中获得再生。这个过程,人们尽管可以叫做语言的剥削。然而,如果宣扬要么信息,要么诗这个对立选择,这种剥削的事实便毫无改变。民众语言、行话、俚语这些字眼里那种夹杂着一丝温情的轻蔑,并不足以允许把诗也一同抛到垃圾堆里去,还有各种形式和表现手段的艺术。这里面有许多僧侣们的诀窍:用编写大谈唯一正确和确确实实错误的表达方式的新宗教教条的方法,来对他人隐瞒形象和感性。人们不能把所传达的内容的力量和内容所具有的表现力割裂开来。那里面隐藏着的东西让我想起两个教会有关圣餐的争论。这种争论从神学上看颇为无聊,作为对形象的抗拒倒是重要。在天主教方面,后来把它简化到只剩下就连面包都称不上的苍白的圣饼,更不用提那成千上万升被剥夺了的葡萄酒了!这里不仅傲慢地扭曲了物质,而且也扭曲了这种物质所代表的东西。
  
用暂时隐瞒一些东西的方法是解放不了任何阶级的。摩尼新教派可以作出一付非宗教或者反宗教的样子,但它就此接受了一种宗教统治模式,其结局可能导致对胡斯处以火刑或者把路德开除出教。人们尽可以对美的概念进行争论、发展新的美学。美学可以过时,但不能以隐瞒开始。而且有一点它也不能排除:文学传播的可能性。文学可以传播到南美或者北美,到瑞典、印度、非洲。它也可以传播到另一个阶级、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宗教和另一个种族。文学——甚至连同它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制造陌生感,而是消除它。人们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大部分文学所出自的阶级已经过时,但作为这个阶级的产物,它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曾是反抗这个阶级的据点。这种反抗的国际性必须保持下去。它曾使有人——索尔仁尼琴——坚持继续信教或者开始信教,也使有人——阿拉巴尔[7]——成为宗教和教会的死敌。这种反抗不能理解为简单的机制或反应,一会儿相信上帝,一会儿又目无上帝。应该把它看作是思想史上产生于各个垃圾堆和备遭蔑视地区之间的种种关联的表现……也看作是承认大家同属于一个整体,没有傲慢,不强求非我不可。对一个譬如身在苏联的政治犯,或者哪怕只是被隔离的反对派来说,西方世界抗议越南战争也许是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疯狂——人们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去理解他,因为他身陷囹圄或者与社会隔绝——但他必须认识到,一个人的责任不能与他人的互相抵消。他必须认识到,在为越南示威游行的时候,也是在为他示威游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乌托邦,但对我来说,这是实现新的国际性,而不是保持中立的唯一可能。没有哪个作家能够接受强加和硬塞给他的那种对文学的割裂和评判。我觉得,如果我们依然一再去讨论干预文学和另外一种文学的划分,那简直是在自杀。这不仅仅在于,正因为当你自以为身居其一的时候,也必须极力为其二而竭尽全力。我们一旦接受这个伪装起来的二分法,便也接受了将使我们异化的资产阶级划分原则。它割裂的不仅是我们的强大之处,也是——我不揣冒昧地说——我们可能表现的美,因为美也可以和所传布的思想一样,作为它自身或者作为它所表现的挑战来解放他人。未被割裂的文学,其强大之处不是方向的中性化,而是反抗的国际性。属于这种反抗的是诗、表现、感觉、想象力和美。新摩尼教的对于偶像的破坏,企图从我们手里夺走美,夺走整个艺术。它洗劫的不仅仅只是我们,而且也是美所为之努力的东西。没有哪一次咒骂,没有哪一次愤恨,甚至没有哪一则关于一个阶级绝望状况的信息是离得开诗的。就是诅咒它,也得首先了解它。请再仔细读一读罗莎·卢森堡并且看一看列宁首先下令树立的纪念碑有哪些:第一座是给托尔斯泰的。他说在这位伯爵开始写作之前,俄国文学中不曾有过农民。第二座是给“反革命”妥思托耶夫斯基的。人们自己也许可以——为了走一条苦行主义的变革之路——放弃艺术和文学。然而这对于他人,在让他们知道和认识到要求他们放弃的是什么东西之前,是行不通的。这种放弃必须是自愿的,否则它就像一本新宗教教条一样变成教会的规定。那样的话又将有一整块大陆如同爱的大陆一样注定变成荒漠。艺术和文学并不是为了纯粹玩弄游戏或者是耸人听闻而不断变换花样和在试验中发现新的形式。它们也在这些形式中有所表现。它们从来就不是为了证明现有的东西。如果清除它们,那便是放弃了又一种可能性:手段。艺术依然是一个好的隐藏之处,不是用来存放炸药,而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否则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暗示?它那被人瞧不起,有时甚至确实瞧不上眼的美和并不一目了然的特性,正是隐藏逆钩的好地方。这逆钩会给人以猛然的促动和顿悟。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必须在这里作一个必要的限制。我所作的暗示和陈述,其弱点不可避免地在于,我怀疑的是自己在其中受教育——但愿这种教育没有完全成功——的理性传统,而且,我怀疑的方法也正来源于这种理性。全方位地谴责这一理性,大概比不公正尤有过之。它——这种理性,显然同时也成功地对它自己那种我称之为傲慢的企图支配一切的要求提出了质疑,也成功地保持了对我所谓的诗的理性的体验和记忆。我认为诗的理性不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理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性。它是间接的。正因为它有时候在表现和行文中显得有些不那么让人觉得熟悉,尤能够防止和消除陌生和异化。不那么熟悉也有奇怪和惊讶或者是有所触动的意思。我在谈到谦卑时所说的——当然只是暗示性的——,并不归功于我所受的宗教教育或者启示,而是前前后后阅读妥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结果。宗教口口声声谦卑,实际上要的是屈辱他人。正因为我把追求没有阶级或者不受阶级约束的文学的国际运动,把对大批被屈辱和被宣布为人类垃圾的人的发现,看作是最重要的文学转折,我要提醒大家防止把诗毁掉,警惕摩尼主义荒漠的出现,警惕对偶像的破坏这种在我看来盲目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它把孩子从盆里泼出去之前连洗澡水都不放。我觉得,去谴责或赞美年轻的或者年老的,都毫无意义;我觉得,梦想回到只有博物馆里才能够复制得出来的旧制度里去,毫无意义;我觉得,制造保守和进步之间的对立,也毫无意义。依恋过去的家具、服饰、表达方式和情感尺度的怀旧浪潮,仅仅只证明新的世界对于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们所依据和熟知的理性,并没有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熟悉。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选择也不过是一个错误。我在这里不得不绕过或越过许多东西,因为一个思绪又会连着另一个。要一个个去测量这些大陆,未免会走得太远。我也不得不绕过幽默,它也不是阶级的特权。但它的诗,它作为反抗的据点,也被人们所忽视。

          (1973年5月2日于斯德哥尔摩)

注释:

[1]英语:豪华旅行打字机。
[2]法语:纯文学。
[3]法语:干预文学。
[4]法语:纯金钱。
[5]法语:干预的金钱。
[6]拉丁语:分而治之。
[7]西班牙作家,1932年生。

(作者:海因里希·伯尔 译 唐利军  内容来源互联网,只用于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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