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反对诗歌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45年，扎加耶夫斯基生于波兰利沃夫（今属乌克兰），出生后即随全家迁居格维里策。1960年代成名，是新浪潮派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主要作品有《公报》、《肉铺》、《画布》、《炽烈的土地》、《欲望》、《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等。2004年，扎加耶夫斯基获得由美国《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反对诗歌

文｜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译｜李以亮

作为波兰知名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于文学以及诗歌的判断显然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他熟悉那些与诗歌相关的藤蔓枝节，将此深深印刻入自己的血液中，再用笔墨加以定型。他热爱诗歌，并且不惮于在众人的质疑面前为诗歌辩护，而他所反对的，正是那些假借诗歌之名的种种浮夸：“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的手艺进行严肃的辩护么？一个手艺人捍卫自己的领地——还有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的？”

　　写诗的人时常发现，自己在主业之外，往往还要忙于为诗进行辩护。

　　对于这样的人士，除了应有的尊敬（我自己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这些微妙的，有时是令人振奋的论文，是否无意地损坏了，而不是加强了诗歌？甚至伟大的诗人——比如雪莱——也曾在为诗歌辩护方面一试身手。他们是否纯粹在以虔诚的修辞，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效的练习上？因为你从一个诗人那里期望获得的，除了为诗辩护，还能是什么？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的手艺进行严肃的辩护么？一个手艺人捍卫自己的领地——还有什么比这更显而易见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散文作家，并非诗人——在他的一篇随笔文章　《反对诗歌》中，却说出了某些更富原创性的东西，至少是在跟加入论争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交换观点时，提出了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意见。但是，贡布罗维奇在反对诗歌上提出的主要指控，是它过分的“甜蜜性”，诗歌里过量的糖分；他并未全然把诗歌扔出去。

　　反对诗歌的主要指控是什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例子——那些绝对简单幼稚的诗歌说起，它们由某些地方业余作者、退休的邮政职员、厌倦于装饰迷人的小屋的文雅女士写作。不言而喻，这些诗歌赞美日出、初雪、五月的美丽、雏菊、松鼠和桦树。戈特弗里德·贝恩不能忍受它们，并嘲笑说它们就像春天，每年三四月份就要在文化期刊上卷土重来。它们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但是，它们没完没了的天真常常激起一种原始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嫌恶。承认那些负面、不祥事物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关于雏菊的诗歌很少考虑世界的负面——正是这一点，导致它们过于幼稚。这也许只是一种次要的反对。如果爱达荷州某个诗人要写写鲜花，有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承认，这种天真的诗歌也有某些迷人的东西吧，我不是说业余诗歌现象有多么迷人。当然，它们足够无害，即便它们对我们理解世界并无帮助（据说牛顿曾经把诗歌说成“不老实的废话”）。

　　即便那业已退休的，忙于写作他那些肤浅诗句的邮政职员，也不总是处于持续的狂喜状态。他也许是一个禀性快乐的人，但他也会遭遇恐惧、焦虑，或者绝望的时刻。他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表达它们吗？不仅如此：可能的情形是，这个邮政职员并不是他的诗歌读者认为的那么和蔼可亲。当我们谈论文学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已有现成的答案：作品弥补了作者的性格缺陷（“他写得很好”）。但是，同样的事情，适用于我们的小诗人吗？而另外一个问题，也许在考虑大艺术家时不会被提出来：为什么这位先生在他的诗歌中没有把他的弱点、不怎么迷人的特点包括进来？这是否只是因为他适用那个普遍生活的准则，即坚持认为我们只应展示或传递我们良好的一面，而把我们的缺点和不幸严密看管起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不算什么。然而，事情看起来更严重，如果这个缺点存在于诗质之中，就是说，它既欢迎狂喜，却又拒绝任何负面的东西，它就不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它就是伪善的。

　　如果是这样，诗歌应被归咎只表达了我们很小一部分的精神能量；诗歌，正如我们记得的，是由头脑的某种特别而美妙的状态带来的，这种状态被称为灵感。人类并不需要灵感，不需要诗人和小说家的灵感相伴，也不需要音乐家、画家的灵感，更不必说某些学者和教士，以及那些在写（写过）极好长篇书信的人，因为它伴随着精神欢快，极乐（而它确是真的）。我们需要诗歌，首先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超越于经验主义的环境之网，后者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狭小天地和限制。诗歌将我们提升到日常之上，使我们得以专注而热情地审视我们的世界。它并不能将我们从经验主义的限制之中完全解放；诗人不能飞升到空中，他们并没有被赋予外交豁免权，也不能免于疾病。如我们所知，没有什么能使曼德尔施塔姆，这位二十世纪最富灵感的诗人免于流放和死在集中营的牢房里。尽管如此，在美学甚至在哲学的意义上，灵感似乎的确给它的获得者提供某种跳跃、向内飞升的可能性。有时——最经常的——这种飞升，通过创造性作品得到体现，赋予它完美的形式和更大的智性力量。有时，它似乎将自己传达给读者，在这种情形下，就像火炬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中。这一火炬的存在比奥林匹克的圣火还要古老，它自荷马的时代就一直漫游在人类的精神之中。

　　诗人们本身并不都认为灵感存在和必要。有几种思想的流派。我们知道，比如保罗·瓦莱里就反对灵感的概念而赞美秩序井然的心灵的理性成分。另外有的诗人为灵感辩护，同时又强调广泛的预先的劳动、技艺、思考的必要。然而，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似乎略微有悖常理，被称作灵感的美妙疾病，是否以某种方式决定着诗歌的气质，甚至决定着诗歌这种东西。灵感总归是积极性的，它非常接近于欢乐的化身（我们不太近地观察灵感附身的人还好，太近了就足以发现，他们跟那些连续几小时发作的、忧郁的紧张症精神病患者十分相似）。

　　但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热情是否实际对应着现实中的、世界结构里的任何事物，虽然在我们得意的时刻，我们是绝对相信是那样的，甚至第二天我们仍然确信我们是对的。而在一两个星期之后，怀疑也许就开始出现了。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非常正确）：你生活在什么星球上？毕竟，今天人们写下的大量、占压倒性多数的诗歌——十九世纪也是一样——并非都是充满热情、狂喜的欢乐，而是充满忧郁、反讽、怀疑和绝望！如今，一种被悲伤烤干的反讽，很可能是在诗歌里最常用的材料。所以，要想让诗人们转而传达狂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此时本文的作者应该锁上普通的工作间，放弃抵抗，回到了他的主业上去，也就是，诗歌写作。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

    当然，在诗歌里并不缺少忧郁和反讽，无论是在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的诗歌中。更不用提古代诗歌：流放中的奥维德并没有写快乐的诗歌。浪漫主义诗人频繁地大放悲声。当代诗人不再哭泣，我们只是在寒冷的、优雅的绝望里煎熬，时不时被一阵抑郁的大笑打断。忧郁和欢乐结伴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情绪在抒情诗歌里被拔高，成为某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但是它们还保留着史诗里的某种典型的气质。忧郁和欢乐是诗歌最普通、二元性的遗产。肯定和否定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具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姿态，“拇指向下”或“拇指朝上”，这种随意从罗马的恺撒们那里借来的姿势（恺撒和诗人都依赖于拇指）。诗的忧郁，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有时，这些肯定和否定也许是非历史的，它们的提出没有考虑到新的事实和结论。法庭开会，体验了灵感，而忽视了智慧，忽视了起诉人和辩护方，通过了不容置疑的、措辞完美的判决。波德莱尔的怨言怨语，真的跟奥维德有很大区别吗？

　　这其中有什么害处？诗歌的反对者严肃地说：使我不安的，甚至不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廉价的反讽。不是，是诗歌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是诗歌忽视了人文努力的方方面面，那一切有意思的、也许还是最有意义的事物，也就是，忽视了对复杂难解的人的世界进行不断、认真、细致的观察，其中有些事物总在变化、有些事物一直未变。除了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劳作，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即：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的品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作家提升世界，这个总是有点老旧或有点新意的世界，它既显古老，又因“现代性”（它像一层闪光的尼龙覆盖世界）的入侵在不断改变，甚至就在不太久远之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荡中，它还深受精神创伤。时代的精神建设，那么多人已参与其中的伟大劳动，仍然主要在于理解二十世纪的巨大悲剧。在此，有一个属于诗歌的领域吗？

　　为什么那么多聪明、开明、有教养的人如今离诗歌而去？在某些国家，答案是很简单的。比如，在法国，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对“诗歌到底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富有思想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的诗歌。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诗歌并没有彻底断绝与世界的对话，抒情诗并不总是只想吸引可能被证明为最好的读者的那些人。

　　“诗人应如何生活？”有人可能会问。“他们是否真的辗转反侧于信仰与沉思之间？”我猜想，他们通常生活得很不一样。他们活着捍卫着诗歌。诗人生活着，就像被围攻的城堡里的守卫者，查看着敌人是否正在靠近以及敌人来自哪里。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它常常导致慷慨大度和自我批评的缺乏。它致使诗人不能进行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时代的思考，时代通常被误解。

　　他们寻求真理吗？他们难道不是很容易沦为轻浮预言家和混乱哲学家（这些人，既让人不能理解，又不能与其断绝联系）的猎物吗？诗歌的贫困，正在于它对今天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者——还有政治家——过度的信任。这毕竟都是在上个世纪之中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沉重的眼睑仍然紧压着我们。被巨大的情感占据的诗人，屈从于天赋的能量，不再懂得现实。布莱希特为什么会服务于斯大林？戈特弗里德·贝恩为什么曾有那么几个月会信任希特勒？法国诗人为什么会相信结构主义者？美国的年轻诗人为什么那么在意直系亲属而忽视更为深刻的现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陈腐得令我们绝望的平庸的诗人？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最后，我承认（正如读者已经想到的），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

来自群组: 读睡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