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白鹭与晚年与语言的波浪线——读沃尔科特《白鹭》

白鹭与晚年与语言的波浪线

——读沃尔科特《白鹭》

文/王家新

读沃尔科特的《白鹭》，首先让我想起了叶芝的《柯尔庄园的野天鹅》。那不是一首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挽歌：在一种更开阔、深远的人生视野中，当那群“光辉的野天鹅”从“盈盈的流水间”飞起，诗人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时代和他自己的生命中消逝。

而在沃尔科特这里，“野天鹅”化为了另一种更稀见、更飘忽不定的涉水飞禽——白鹭（“是那只鸟，泛着幽灵似的白光”）。在人生的暮年写白鹭，在我看来，这个意象首先就选得好！像叶芝一样，他不仅写这种飞禽的优雅，高贵，神秘（“像突降的天使升起，飞行，然后又落下”），也有意以它所具有的“永恒之美”，来比照人世的短暂、变幻和无常，尤其是要以它的“现身”，来表现一个已步入晚景的诗人对生命的留恋。看来这个意象的选取，本身就起到了“兴”（“赋比兴”）的重要作用。它成为对生命的唤醒和兴发。

正因为如此，诗人会以“白鹭”作为他这部晚年诗集的集名。该诗集收有54首（组）诗（“白鹭”只是其中一组），有着诗人特有的广阔、绵密、繁复和丰饶性，而“白鹭”为其核心意象。正因为这个书名，我们读其他诗作时也会隐隐感到白鹭的“在场”，或是听到它翅膀的拍打声。比如在《西西里组曲》中，诗人向他的三任妻子忏悔，这难道和白鹭就没有关系？白鹭的出现，带出的正是那些他曾经爱过而又失去的美丽的人和事物。

就写作而言，让我佩服的，是诗人在其晚年还依然保持的“主题写作”能力和语言创建能力。《白鹭》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2年）数年后出版的一部诗集。说到底，诺奖只是一个外部的评价，而诗人自己却需要有一部书来“回顾自己、总结自己”，《白鹭》正是这样一部诗集。它不是即兴的、偶发的、盲目的写作，而是调动了一生的资源，集中写一个大的主题（虽然它又是复调的，多声部的），这个主题即是时间的主题、记忆的主题、晚年的主题，最终，人的拯救的主题。当“白鹭”为他出现的时候，他活过的漫长岁月，他的哀伤，他的渴望，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然，《白鹭》丰富的意义，它所纷呈的美，它在艺术上的创造，都远远超越了个人传记的层面。正如那类变动不居的飞禽，诗人也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的古典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他随物赋形，从容而又满怀好奇。很多诗人都写过晚年主题，但沃尔科特展现给我们的，其色调要更丰富，也更动人，这正如他自己宣称的：“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我生活在一部拉美小说里”（《在乡村》之二）。记得扎加耶夫斯基大概这样说过“我站在路侧。我不是要知道，我要看见”（大意），而沃尔科特把这一切表现得更为急切。他也像晚年的米沃什一样，有一种感官的贪婪。实际上，对女性之美的渴望和赞美贯穿在这部诗集的许多诗篇中，它真实而又感人地表现了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的生之留恋。

这就是诗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他不断地上路，不断地变换场景。他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的无穷中，要尽量捕捉到广阔世界的美。他要抓住那一个个瞬间，以达成他所说的对“恩赐”的领受，并以此对抗时间的消逝，人生的虚无。而这一切，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愉悦。可以说，沃尔科特这部诗集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光
老于酒，一朵云像一块桌布
在树叶下铺开迎接午餐。我来意大利
太晚了，不过也许现在比年轻时更好，
那时从不满足，欢乐徒有其表，
此刻我的头发与那些遥远的山顶押韵
山顶塔楼的钟声历数我的过失……”
（《在意大利》之四）

多么动人！这是哀歌，又是赞歌。这是一个深受万物祝福的诗人才可以写出的诗，虽然他的双鬓已与遥远的雪山“押韵”，虽然他感到塔楼的钟声在历数他的过失。但是他已达到了诗性的“澄明”。并且他第一次见到了“闻所未闻的／亚得里亚海的薄雾”， 而那似乎是一种创世般的开始、新生黎明的开始……
《白鹭》的译者看得很准：“沃尔科特的旅行其实是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这部诗集广阔的音域、闪光的细节和史诗般的笔触，都指向了这一点。诗人惯于书写的“帝国”主题也在《白鹭》中回响着，虽然那已是一个“消失的帝国”：“随后突然不再有帝国。／它的胜利成了空气，它的疆土变脏……”而这首《消失的帝国》的结尾一句为：“随后是沾满尘土的托钵僧和撒哈拉沙漠的寂静。”这堪称是一句伟大的诗！它构成了“老年”主题的终极性背景。

这“消失的帝国”是文明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其实也指向诗人所一直眷念的欧洲文学和艺术的传统，那才是他的“乡愁”，他的语言的来源和领域，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加勒比海岸之子，身上带着“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诗人自述）。从该诗集所包含的《西班牙组诗》、《在意大利》、《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伦敦的一个下午》等诗名来看，我们已知道诗人的“世界”所在。在欧洲，当然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作为文明摇篮意义上的欧洲，诗人不仅如归故里，他的语言和文学想象力也一下子变得光彩熠熠了。当然，这里面还有着更深层的东西。在《西西里组曲》第三节，诗人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请求：“安慰我，维多里奥，让我平静，夸西莫多”，只有和欧洲文学中那种永恒的力量重新结合在一起，诗人才感到他个人救赎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的诗人（这本来是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哈佛时的同学艾肯对《荒原》的评语）。以下为《西班牙组诗》第一节的开始：“马蹄在血迹斑斑的大地中的沉重缓行。／小溪在漂白的石头上的哗哗流淌。／恣意践踏栓皮栎斗篷似的阴影的黑公牛，／在高高的麦地里低语的风仿佛西西里岛／或塞万提斯前几页书里的拍岸浪花。”在这史诗般的节奏中，塞万提斯的语言充当了他进入“帝国”的“拍岸浪花”。接下来的第二节，“一列火车在一个句子里穿越烧焦的平原。／在软木小丛林里，影子和它们的本源押韵”，酷热的西班牙，快烧焦的灰绿的软木树丛，渴望的“影子”，而“本源”在哪里呢？“本源”是一个谜。本源在洛尔迦的安达卢西亚。而穿行在“西班牙的回声和拱门”中的诗人，满怀着“走私”的窃喜，他甚至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安娜（Anna）或安娅（Anya）的’n’上在这里有波浪线吗？”

这里的“安娜”显然指向了安娜·阿赫玛托娃。沃尔科特对俄罗斯诗歌一直很钟情，曾写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的诗篇。他书写阿赫玛托娃的诗篇就题为《安娜》（“穿过你的秀发我走进俄罗斯的麦田”“你是全部的安娜，／你的胴体有个厌世的驿站”），在这里，他还要在俄罗斯的“Anna”与西班牙的“Anya”之间标出一道最隐秘的语言的“波浪线”！

不过，在塞万提斯、戈雅、毕加索、达利、洛尔迦的西班牙，沃尔科特找到了一个更让他动情的名字，以下为《西班牙组诗》第二节的后半部分：

埃斯佩兰萨，珍爱的埃斯佩兰萨！
你的眼睫毛像黑蛾子，像嫩枝你脆弱的手腕，
你讥诮的小嘴拒不回答，
当它笑起来，就像洛尔迦谣曲中的
一个温柔诗节，你的牙齿是河底的
洁白石子，我听见科尔多瓦的种马
在发情时打响鼻，我听见我骨头的
响板，和像机关枪一样咔嗒响的脚后跟。

“埃斯佩兰萨（Esperanza）”，译者在注释中说是“牙买加的一种九节型流行音乐，以现场表演出名”，可是我在阅读时直感到这个注释不对，上网查了查，原来“Esperanza”在西班牙语里是“希望”的意思，亦多作为女子名！对此我又和一位西班牙语诗歌译者联系，确证了这一点。

是的，这是一位诗人遇到或虚构的西班牙美女，而她的名字就意味着“希望”！她的黑蛾子般的睫毛、嫩枝般的手腕、讥诮的小嘴、温柔的微笑、洁白的牙齿，都使诗人发了狂，以至于他听见了科尔多瓦（这又是洛尔迦歌唱过的一个城市）的种马发情时打的响鼻，还有他自己“骨头的响板”。我曾在洛尔迦的故乡听过“佛拉明戈”，那西班牙舞的“响板”，的确令人震撼。

不过，重新唤起生命的强烈欲望，这对老年的沃尔科特来说就是“希望”？是的。甚至可以说，他正是以此修正了早期的现代主义。我自己曾译过一首他的《安全通行证》：“里尔克飞旋着进入天国。／在那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和六翼天使一起冒烟，／另一个，不得不返回……”他当然赞赏里尔克，但他却以“和六翼天使一起冒烟”这样的诗句暗示了向“绝对”冲刺的失败和惨烈。他更关注的是一个诗人的“返回”。六翼天使为最高等级天使，在“白鹭”中，诗人有时仍以此来形容白鹭（“它们扑扇翅膀时就像六翼天使”），但它们只是处在一个与人类存在相对应的神秘世界里。而在人类这里，支配他的是身体，是身体的感受，是身体向他发出的各种信号。因而他在致奥巴马的那首《四十英亩》中也这样写道：“这个年轻的耕夫感到他的静脉、心脏、肌肉、筋腱里的变化，／直到这片土地像一面旗帜展开平铺……”

人生的依据在于身体，而诗歌的魅力在于想象，在于斯蒂文斯说的“语言的欢乐”。“一位女神／典雅的躯体，她短暂的访问愉悦了尘世”（《在意大利》之二），诗人知道什么才是能给他也给读者带来至高愉悦的东西。层出不穷的精彩比喻，是沃尔科特的一个标记，而在这一切之上，他还展开了更为奇异的想象力，并由此带出了激越的音调：

“在夜里，星星
是渔人遥远的篝火，不是辉煌的城市，
热那亚，米兰，伦敦，马德里，巴黎，
而是捕蟹者的火把……”
（《消失的帝国》之二）

多么动人！这已不是一般的想象，这是存在的提升和转化。这是一个诗性宇宙的敞开！
这就是“沃尔科特的旅行”。他不仅要为自己重新找到生活的慰藉和力量，他还要以语言的神奇创造，赋予古老的传统以新的活力。诗人来到荷兰：“我想重画／佛兰德人这些红润的脸庞，即使它已被／弗兰斯·海尔斯、鲁本斯、伦勃朗画过”（《在阿姆斯特丹》之二）。我们不要忘了，沃尔科特同时是一位画家，“反复赞美出没在那不勒斯／一堵陶砖墙上的光”，就是他的神圣职责，他要使那“无法把握的黄昏”的每个角落都闪耀着“丁香紫与橙黄”（《在意大利》之十二）。而“奇迹”会显现的，它会响应这样一位诗人的语言召唤和魔法：“他们从画中涌出……／他们沉默的语言突然变得喧闹”，而“那个／逗留在商店门口阴影里的人，瞄一眼，／简直是一位棕褐色少女或在温泉入口的普洛塞尔皮娜”（《在卡普里岛》）。普洛塞尔皮娜，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罗马神话中的冥后！而一位当代的俄耳甫斯凭借神力把她重又带回了人间，并且带到了“温泉入口”！

在一篇评介沃尔科特的书评《潮汐的声音》中，布罗茨基一开始就这样说道：“因为文明是有限的，因此，当不再拥有中心文明时，每一种文明的生命都有一刻露面。在这样的时代，使文明免于崩溃的不是军团而是语言，如罗马文明，或更早，古希腊时期的希腊。在这样的时代，保存文明的工作乃是由外省人，由身处边缘的人们完成的。与众所相信的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Joseph Brodsky：The Sound of the Tide，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
这样的话不仅十分精彩，也从一个更大的范围阐明了沃尔科特这样的诗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读《白鹭》，而读了就会明白，为什么它在2010年出版后即获得了艾略特奖。评委会主席安妮·史蒂文森认为“这是一部感人、具有冒险精神并且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当然，如果挑剔来看，它未必“完美”，一些诗作显得有些牵强，一些诗则有铺陈过度之嫌。但总的来看，它仍体现了巨匠般的创造力。它丰饶，迷人，非同寻常。诗人也对得起那些向他飞来的白鹭——缪斯的尊贵而神秘的使者。

而从译介的角度看，这也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少许几本让我激动的译诗集。沃尔科特具有磅薄、繁复的诗风，巴洛克式的修辞技艺以及对音韵格律的倾心营造，其翻译难度远远超过翻译一般诗人。而译者程一身“胜任”了这一重任。他的翻译，兼具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严谨，体现了较为娴熟的翻译技艺。对于原诗，他每每能够达到较为透彻的理解（当然也有失误，如对“埃斯佩兰萨”的译解），而且能够以德里达所说的那种“确切的翻译”，传达出沃尔科特的诗风、语感和生命质地。他精确地刻划意象，如“灯火盈窗的修道院”（《在修道院》）、“滚烫的大海泛起锡似的波纹”（《在意大利》之十一）、“海鸥飞起来／像尖叫的流言经过酒店的窗口／一股隆起的波浪解开她洁白的紧身胸衣”（《西西里组曲》之五）、“直到剩余的一切／是喷泉的喷嘴。钟楼上的鹳，或鹤”（《西班牙组诗》之四），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他语言的功力。而在一些最能检验一个译者的关键处，他都能“化险为夷”，译得恰到好处，如“或塞万提斯前几页书里的拍岸浪花”中的“拍岸浪花”，真要令人喝彩！再如《码头之夜》的最后一句“……码头的尽头那盏稳定的弧光灯下面”，一个“稳定”，看似不起眼，但却对全诗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译者不仅力求达成“确切的翻译”，还坚持他的“直译法”，以传达原诗独特的句法和语感，如《我的手艺》的结尾：“那一瞬间头皮好一阵发麻，／一种和它相同的高山押韵的状态／直到，不只一瞬，我，也，变白了。”当然，在句式和诗行排列方面，也存在着过于讲究与原诗的“对应”，变通不够的问题。看来一个译者的“忠实”是双向的，既要忠实于原作，也要忠实于汉语诗歌自身的语言法则。

《白鹭》中的诗大都为格律诗。这对翻译构成了极大挑战。为了传达诗的“声音”，就必须找出其音律、节奏方面有效的替代方案。译者采用了当代诗人译诗通行的方法，即把原诗从格律诗中“解放”出来，并使它在汉语中得到“换气”。《白鹭》的翻译，再次使我们感到了这种可行性。“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曼德尔施塔姆），在译诗时关注声音，其目的不是某种“琅琅上口”的表面的音韵效果，而正是为了让读者“听出”——听出诗人的呼吸、心跳、语调，听出那“音乐中的音乐”。

沃尔科特的这部诗集为“白鹭”，耐人寻味的是，布罗茨基在那篇《潮汐的声音》中也这样写道：“诗人的真正传记就像鸟类的传记，几乎完全相同——他们真正的资料是他们发出声音的方式。一个诗人的传记在其发出的元音和咝咝之声中，在其韵律、节奏和隐喻中。存在的奇迹证明，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诗行比他本人的公共形象更根本地表现了作者。”
而一个译者应为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部“鸟类的传记”：在它跨语际的飞翔中，在它的每一声鸣叫里，生命都在其中。

2015，6，17

《白鹭》，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程一身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本文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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