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俄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0年5月24日，布罗茨基生于苏联列宁格勒，1955年开始创作诗歌，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后移居美国，曾任密歇根大学驻校诗人，后在其他大学任访问教授，1977年加入美国籍，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诗集《诗选》、《言论之一部分》、《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以及散文集《小于一》等。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因心脏病突发于睡梦中离世，享年55岁。

小于一

文｜布罗茨基  译｜刘文飞

一

　　回忆往昔的企图，和探究存在之意义的尝试一样，终将归于失败。这两种努力都让人觉得像一个去抓篮球的婴儿：他的手掌总是要滑脱的。

　　我对自己生活的记忆相当之少，我所记忆的也多属无关紧要。我此时追忆的这些思想，大部分是在它们出现时就因其重要而曾使我本人产生兴趣。如若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它们就最好由别的什么人来加以表达。一个作家的传记就在于他对语言的搓捻。比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上下时，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 “让我感到真实，仅仅是因为使意识获得了一种疏远的艺术；再者，意识可以立足于意识本身，它可以决定、也可能忽视存在。在那个年纪上，这无疑是一个发现 ——但这不值得记录，无疑，它最好是由别的人来陈述。但是，由谁首先打破了精神的楔形文字（“存在决定意识”是其中一个极佳的的范例），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所以，我写下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留下一个平铺直叙的记录（这里没有什么记录，即便有，它也是无足轻重的记录，因而也是尚未被歪曲的），而是出于那个使作家写作的通常原因——给语言添加一些什么或是向语言索取点什么，这一次面对的是一门外语。我记之甚少的东西，，经过在英语中的又一番挑拣，变得更少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其上记载，我于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俄国的列宁格勒城，我讨厌这个城市的新名称，而很早以前，当地人则将彼得堡的城名简称为”彼得“。有过这样两个古句：　

　

　　人民的两肋

　　被老彼得磨平。　　

　　就民族的体验而言，这个城市无疑是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内涵中不断增多的简陋，也使它越来越像是列宁格勒。此外，对于俄国人的听觉来说，“列宁格勒”一词已经和“建筑”、“香肠”等一样是中性的了。但是，我还是宁愿称它为“彼得”，因为我所记忆的这个城市，是它不像“列宁格勒”的时候，即战争刚刚结束时。灰色和浅绿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一派肃杀的景象后面，你能发现一些更精致，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贵族味的特征。一张瘦削、冷峻的脸，其空洞窗户的眼睛反射着它那条河流上抽象的波光。一个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

　　在那些雄伟的、布满弹洞的建筑立面之后，在旧钢琴、破旧的地毯、嵌在笨重铜框中的落满灰尘中的绘画和那些在围困期间没有被铁炉吞食的家具（至少剩有椅子）中间，衰弱的生命正开始复苏。我记得，当我在上学路上经过这些建筑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去想象，在那些墙纸陈旧、起泡的房间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我得说，从这些建筑立面和门廊——这些古典的、现代的、折衷的、带有雕着神话动物和人物头像的圆柱的立面和门廊，从立面和门廊入口处的壁龛中的石像躯体，我学到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比我后来从任何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要多。希腊，罗马，埃及——那儿什么都有，它们都在轰炸中遭到了炮弹的砍削。此外，从那条朦胧的、闪亮的、流向波罗的海的河，从那条偶尔有拖轮在其中的激流里逆水而行的河，我学到的关于无穷和斯多葛主义的知识，比我从数学家和季诺那儿学到的还要多。　

　

　　……（注：此处略去作者关于列宁的一段话，未译）

　　All that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Lenin, whom, I suppose, I began to despise even when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not so much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practice, about which at the age of seven I knew very little, but because of his omnipresent images which plagued almost every textbook, every class wall, postage stamps, money, and what not, depicting the man at various ages and stages of his life. There was baby Lenin, looking like a cherub in his blond curls. Then Lenin in his twenties and thirties, bald and uptight, with that meaningless expression on his face which could be mistaken for anything, preferably a sense of purpose, this face in some way haunts every Russian and suggests some sort of standard for human appearance because it is utterly lacking in character. (Perhaps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specific in that face it suggests many possibilities.) Then there was an oldish Lenin, balder, with his wedge-like beard, in his three-piece dark suit, sometimes smiling, but most often addressing the “masses” from the top of an armored car or from the podium of some party congress, with a hand outstretched in the air.There were also variants: Lenin in his worker’s cap, with a carnation pinned to his lapel; in a vest, sitting in his study, writing or reading; on a lakeside stump, scribbling his April Theses, or some other nonsense, al fresco. Ultimately, Lenin in a paramilitary jacket on a garden bench next to Stalin, who was the only one to surpass Lenin in the ubiquitousness of his printed images. But Stalin was then alive, while Lenin was dead and, if only because of that, “good” because he belonged to the past—i.e., was sponsored by both history and nature. Whereas Stalin was sponsored only by nature, or the other wayaround.I think that coming to ignore those pictures was my first lesson in switching off, my first attempt at estrangement. There were more to follow; in fact, the rest of my life can be viewed as a nonstop avoidance of its most importunate aspects. I must say, I went quite far in that direction; perhaps too far. Anything that bore a suggestion of repetitiveness became compromised and subject to removal. That included phrases, trees, certain types of people, sometimes even physical pain; it affected many of my relationships. In a way, I am grateful to Lenin. Whatever there was in plenitude I immediately regarded as some sort of propaganda. This attitude, I think, made for awful acceleration through the thicket of events, with an accompanying superficiality.

　　我一时还难以相信，性格形成的所有线索均可以在童年生活中被发见。将近三代的俄国人一直居住在公寓和狭窄的房间里，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假装睡着的时候做爱。然后，是战争、饥饿、离家的或伤残的父亲们、手上磨出老茧的母亲们、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艰难的冬天，难看的衣服，夏令营中将我们的湿床单公开展露，以及在他人面前提及此类事情。然后，一面红旗飘扬在夏令营的旗杆上。这又有什么？这军事化的童年、可怖的愚蠢和性欲的冲动（十岁时，我们已全都对我们的女教师动了邪念），所以这一切并没有对我们的伦理观或我们的美学观——或我们爱的能力和受难的能力——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回忆起这些事情，并非是由于我认为这些事情就是开启潜意识的钥匙，也肯定不是出于对我的童年的眷念。我回忆起这些，是因为在此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是因为我想让有些事情留存下来——至少是在纸上。而且还因为，回顾往事要比展望前程有更多收益。明天的魅力要小于昨天的魅力。由于某些原因，过去不会像未来那样闪烁出那种无边际的单调。由于其数量庞大，未来成为一种宣传。青草也是这样。

　

　　一个人意识的真实历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个谎。我恰好记得我的第一个谎。这事发生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当时我正在填写借书申请表。第五栏自然是“民族”。我当时七岁，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我对管理员说我不知道。带着疑惑的喜悦，女管理员建议我回去问问父母。我再也没有回到哪个图书馆去，尽管我后来成了其它许多组织的成员，也填过许多同样的申请表。我并不以是一个犹太人为耻，也不怕去承认这一点。在班级的花名册上，我们的姓名、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民族都详细地记录在案，时不时，教师常会在课间休息时把花名册“忘在”讲台上。于是，我们便会像兀鹰一样扑向那花名册；我们班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七岁大的男孩们是不会有什么强烈的反犹行为的。此外，我比同龄的男孩长得壮实，在那个岁数上拳头是最有用的。我仅仅是以俄语中的“犹太人”一词为耻，因为 这个词本身，而不是因为其内涵。

　　一个词的命运，取决于其所处语境的不同以及其被使用的频率。在书面俄语中，一词十分罕见，就如同mediatinum或gennel等词（注：mediastinum，意为“纵隔腔”；gennel，不详）在美国英语中那样罕见。事实上，这个词的处境有些像一个脏字或某种性病的名称。当一个人七岁时，他的词汇量使他足以理解到这个词的罕见程度，而将自己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更是极不愉快的；这与一个人的诗率感也是有些相抵触的。我记得，每当我听到kike一词的俄语同义词 （其发音听起来像“安德烈·纪德）（注：kike和分别是英语和俄语中对犹太人的贬称）时，我反倒觉得轻松得多：这是一个公开的骂人字眼，因此没有特指，不负载有暗示。单音节的词在俄语中不可能负载很多。但若是加上后缀、词尾或前缀，那么羽毛也能飞上天。我写下这一切，并不是想说，我在小小的年纪上就因是犹太人而吃了苦头；这一切仅仅旨在说明，我撒的第一个谎是与我的出身有关系的。

　　这个开头还不坏。对于诸如此类的反犹主义，我并不在意，因为它主要是来自教师们的：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注定会有他们这个消极的部分；我们得像对待低分一样对待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也会想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地狱。的确，有些老师比另一些老师要好一些；但是，由于他们全都是我们当时生活的主人，我们也就懒得去对他们加以区分了。他们同样也不想去对他们的小奴隶们加以区分，因此，甚至连那些最激烈的反犹言论所针对的，也只是那种空气般的无特指的迟钝。不知为何，我从来不会非常在意针对我的任何语言攻击，尤其是来自与我的年龄差距如此之大的一群人的攻击。我猜想，是我父母经常对我的责骂使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此外，有些教师本身就是犹太人，可我对他们的畏惧，并不亚于对那些纯血统的俄罗斯族教师的畏惧。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的是一种自我修剪——伴随着语言本身，在那门语言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动词和名词的位置，——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矛盾感觉，最后，十年之间，我们的意志已变得如此海藻的意志一样。军中的四年（男子在十九岁时要应征入伍）完成了彻底向国家投降的过程。服从不仅要成为第一天性，而且还应成为第二天性。

　　如果一个人有头脑，他就一定会尝试着与这个体制斗智，采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如兜圈子、同上级的私下交易、编造谎言、保持半亲戚式的关系。然而，这个人清楚地知道，他所编制的网是一张谎言之网，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成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幽默感，他都会鄙视他自己。这便是这个体制最后的凯歌：你无论是抗击它还是参与它，你都会同样感觉到有罪。这个民族的信仰就是——正如一句成语所言——恶也包含着善的种子，反之亦然。

　　我认为，矛盾情绪是我的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没有一个俄国的行刑人不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沦为牺牲品，同样，连一个最可怜的牺牲品也会承认（至少是对他自己承认）他具有成为行刑人的精神能力。对于这两者，我们新近的历史都已有了很好的证明。这里有些智慧。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情绪就是智慧，生活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随心所欲的。也许，我们的文学如此大张旗鼓地强调好的一面，正因为这一面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如果说这种强调仅仅是一种矛盾心理，那倒是好事；可它却在折磨着本能。我认为，这种矛盾情绪正是奉献甚少的东方打算强加给世界其余地方的“福音”。世界似乎在准备接受它。

　　抛开世界的命运不论，一个男孩同迫近的命运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脱离轨道。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既是因为你的父母，也是因为你自己，你会因前途未卜而畏惧。最重要的是，这将使你与多数人产生差异，而你从吃母奶时就懂得，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这样做需要豁得出去，而我正是这样。于是我便在十五岁时退了学，这与其说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勇敢的反抗。我只是难以忍受班上那些特定的面孔——有些是同学的，但更多是老师的。因此，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并无明显的原因，我在一节课的半中间站起身来，走出学校的大门，完成了我闹剧般的退场，我当时清楚地知道，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在那一时刻支配着我的情感，我记得，仅仅是由于自己老是长不大、老是受身边的一切所控制而生出的厌恶感。另外，还有那种由于逃跑、由于洒满阳光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街所勾起的朦胧却幸福的感觉。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里，所有的房间全都一模一样；我原来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就是我五年之后经常步入的那间审讯室的精确翻版。同样的木头护墙板、木头桌子、木头椅子——一个木匠的天堂。同样有我们那些奠基人的画像，列宁、斯大林、政治局的委员们，如果是一所学校，就会有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或者，如果是一间审讯室就会有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苏联秘密警察的奠基人）。

　　时常，捷尔任斯基——“铁凤凰”或“革命的骑士”，如宣传媒介所称的那样——也会被装点在校长办公室的墙壁上，因为这位人物已从克格勃的最高位滑落至教育系统。我的教室的灰泥墙壁上，有一道齐眉高的蓝色横线，它就像是一条无穷大公分母的分数线，绵延不绝地横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在大厅、医院和工厂，还是在监狱和公寓的走廊。我没有遇见这道横线的唯一去处，是农家的木屋。

　　这一装饰因其无所不在而使人疯狂，一生中，我曾无数次地发现自己在失神地凝视着这道两英寸宽的蓝线，有时将它当作海平线，有时将它视为虚无的化身。它过于抽象了，没有任何含义。从地面到你齐眉处的这段墙壁，为鼠灰色或淡绿色的油漆所覆盖，油漆墙面的顶部就是这道蓝线；蓝线的上方，是洁白的灰泥墙面。从未有人问过，为什么要有这道蓝线。也无人能够作答。它就在那里，一道分界线，灰与白、上与下之间的分隔物。这些面和线本身都不是色彩，但确实色彩的暗示，能介入其中的只有一片片的褐色：即一扇扇的门。关闭的门，半掩的门。透过半掩的门，你会看到另一个房间里同样有那道蓝线标示出的灰、白分配。还会有一幅列宁的画像和一幅世界地图。

　　离开那个卡夫卡的世界是件好事，尽管在那时，或是似乎在那时，我就已知道，我是在用半斤换八两。我知道，我将进入的任何一幢建筑都与其他的建筑一样，而建筑又是我们注定要在其中生活的处所。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得不那样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我们主要靠母亲的薪水生活，因为，我的父亲被从海军赶了出来，所依据的是一条天使般的规定，即犹太人不得握有军事实权。退伍之后，他一时很难找到工作。当然，我的父母没有我的奉献也能过得下去；他们也主张我读完中学。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仍对自己说我得去帮助家庭。这几乎是一个谎言，但这么一说就显得名正言顺些了，在那时，我已经学会喜欢撒谎，这种“几乎是”的谎言能削尖真理的外沿：谎言开始之处，便是真理的终结。这便是一个男孩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比代数更加有用。　　 　　　　

二

　　谎言，真理，或者更可能的，这两者的混合物——无论是何者促使我做出了这一决定，我均对它怀着无限的感激，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自由的行动。这是一次本能的行动，一次出走。这么做是没什么原因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后，我出走得甚至越来越频繁了。我之出走，并不是出于厌恶或是感觉到了一个张开的陷阱；我离开的理想单位并不比糟糕的单位少。无论你偶然占据的位置是多么地卑微，只要它能维持最起码的一点体面，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会有个人闯进来，欲将它据为己有，或者更糟，建议与你分享。而你不得不去为这个位置而战，或是离开它。我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这完全不是因为我无力战斗，而仅仅是因为我讨厌自己：在你进行一种选择时，选取那些吸引他人的东西，这无疑也是一种庸俗。这与你是否抢先占据了这个位置全无关系。先占据什么位置甚至更糟，因为后来者的欲望总比你那已部分满足了的欲望更为强烈。

　　后来，我常常为这次退学而后悔，尤其当我看到我先前的同学在那个体制中一帆风顺的时候。然而，我却懂得了他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也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是朝往另一个方向，而且走得更远。最使我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我所目睹的是正处于无产者阶段上的“工人阶级”，后来，这一阶级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向中产阶级转化。十五岁时，我开始在一家工厂里做铣工，我在那里所接触到的是真正的“无产者”。马克思无疑会认同他们。他们——或不如说“我们”——全都住在公寓里，一个房间里住着四个或更多的人，常常是三代人合住一屋，他们轮流睡觉，善于喝酒，在公用厨房里或在清晨排队上公共厕所时互相吵架，往死里揍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死的时候或看电影的时候公开地痛哭，他们的脏话太多，以至于像“飞机”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词汇也能使一个过路人意识到某种微妙的淫秽含义，——在声援埃及或其他什么事情的群众大会上，他们会变成一汪灰色的、分不出彼此的脑袋的海洋，或是一片高举起的拳头的森林。

　　这家工厂是清一色的砖房，厂房高大，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它建造于十九世纪末，“彼得”之城的人称它为“军火库”：这家工厂生产大炮。当我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它也生产农用机械和空气压缩机。在俄国，与重工业有关的每一件东西都会被蒙上七层保密的面纱，因此，这家工厂也就有了它的代号名称：“671信箱”。然而，我认为，这种保密方式与其说是为了愚弄某些外国的间谍机构，不如说是为了维持一种准军事化的纪律，这种纪律是保障生产稳定的唯一方式。但无论其目的何在，其失败都是显而易见的。

　　机器是淘汰品种；百分之九十的机器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做为赔偿从德国得来的。我还记得，那整座铸铁动物园里蹲满着许多舶来的生物，它们身上标有辛辛那提、卡尔顿、弗里茨·韦尔纳、西门子和舒克特等名称。计划是骇人听闻的；生产某个产品的紧急命令，每每会打乱建立起工作节奏、即程序的短暂尝试。每个季度（即每三个月）的末尾，当计划即将告吹，管理部门就会发出战斗的呐喊，动员所有的人手去干一件活，生产计划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突击才能完成。无论什么东西出了毛病，总是没有配件，一群通常喝得半醉的铁匠被喊进来施展他们的魔法。拿来的金属上满是裂纹。事实上，在星期一，每个人都宿醉不醒，更不用说发薪后的那几个早晨了。

　　市足球队或国家足球队一输球，第二天的生产便会急剧下降。无人干活，每个人都在讨论比赛的细节和球员，因为，俄国既具有一个超级大国的种种情结，同时也怀有一个小国那种巨大的自卑。这主要是国家生活集权化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描述一次地震时，官方的报纸和电台也要道出那些积极的、“肯定生活的”空话；他们从不向你报道关于伤亡的任何信息，而一个劲地歌颂其他城市和共和国向震区提供帐篷和睡袋的兄弟般的关怀。或者，如果你读到了有关报道，称我们神奇的医学又取得了一种新疫苗的最新成就，这就是说，你已偶然地获悉了，有霍乱流行。

　　这一切看上去像是荒诞的，在那些个凌晨，我用几口淡茶将早餐冲进肚子，跑去赶街车，将我这枚浆果添加在街车踏板上那深灰色的人的葡萄串上，驶过粉色、蓝色、水彩画般的城市，来到我的工厂那间狗窝式的木头门房。两个门卫在检查我们的徽章，工厂大门的正面有几个古典式装饰壁柱。我注意到，监狱、精神病院和集中营的大门也都是这个样式：它们都具有一种古典式柱廊或巴洛克式柱廊的意味。的确是一个回声。在我的车间里，不同层次的灰色在顶棚下面交织在一起，地面上，一汪汪的机油泛着彩虹般的色彩，在这一汪汪的机油之间，充气管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十点时，这片金属丛林便充满了震动和轰鸣，将被制成高射炮筒的钢管吊在空中，就像是长颈鹿脱了臼的脖子。

　　我总是很羡慕十九世纪的那些人，他们能够回顾往昔，并能分辨出他们生活中、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总有些事件可以标志出转折点或一个不同的阶段。我这里说的是作家；但我实际上指的是能够理性地看待自己生活的各类人，他们即使不能一目了然，也能逐个地看到事件。我也懂得，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十九世纪。然而，我的生活主要也只能由文学来代表。但也许是由于我的大脑有什么严重的毛病，也许是由于生活本身那流动的、易变的天性，我从来都无法辨认出什么里程碑，更不用说什么浮标了。如果说有什么像里程碑的东西，那便是我自己尚无法知道的东西，亦即死亡。就某种意义而言，童年之类的东西也从未有过。童年、青年和成年这样的范畴让我感到奇怪，如果说，我在交谈中也偶尔使用过这些词，我内心清楚我不过是在借用。

　　我猜想，在那个起初很小、后来变大的躯壳里总有一个“我”，而在它的四周发生着“一切”。那躯壳之中被称之为“我”的整体从不变化，也从不停止观察外面发生的一切。我并不试图暗示，那躯壳中有的是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对那一整体并无多大影响。考试得了低分，操作铣床，审讯时遭到毒打，在课堂上讲解卡利马克斯，这一切实质上并无差异。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个人在他长大时，在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成年人必须应付的工作时，仍感到有些吃惊。一个孩子对父母管束的反感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的恐慌具有同样的性质。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

　　毫无疑问，这部分也可以是你的职业的一种自然结果。如果你在银行中工作或是在驾驶一架飞行器，在你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你就定能或多或少地获得利润，或安全地着陆。但在写作这门职业中，你积累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疑问。这便是技巧的别称。在这一领域中，专业知识会带来毁灭，天真和成熟的概念是互相混淆的，恐惧是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果我诉诸于记事或某种线性发展的叙述，那我便是在撒谎。一所学校就是一座工厂一首诗一家监狱一门学问一种无聊，并伴有恐惧的回闪。

　　那家工厂（注：据前文，指布罗茨基在其中工作过的、代号为“671信箱”的一家兵工厂）紧挨着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又紧挨着一座俗称“十字街”的俄国最著名的监狱（原注：十字监狱有999间囚室）。我辞掉在那家兵工厂的工作后，就在那家医院的太平间工作，因为我曾有过做医生的理想。在我改变了做医生的想法、开始写诗后不久，十字监狱的囚室就向我敞开了门。我在工厂工作时，可以看到墙外的医院。当我在医院里切开、缝合尸体时，我又可以看到在十字监狱的庭院中放风时出来散步的犯人；有时，犯人们会设法把信扔到墙外，我就会去把信捡起来，并邮寄出去。由于这种毗邻的地理位置，由于躯壳的封闭性，所有这些地点、工作、犯人、工人、卫兵和医生等等，都相互混淆了，以至于我此时还弄不清，是我在回忆那在十字监狱的熨斗形院子中来回散步的人，还是我本人就在那儿散步。此外，那家工厂和那座监狱又大致建于同一时代，就外表而言它们很少区别；看上去，它们各自都像是对方的一个翅膀。

　　

　　所以，对于我来说，在此保持连贯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我看来，生活从未是一组界限清晰的转变过程；它更像是在滚雪球，雪球滚得越大，一个地点（或一段时间）就越像另一个地点（或另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还记得我与母亲1945年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铁路车站上等火车的情景。战争刚刚结束，二千万俄国人在临时挖成的、遍布欧洲大陆的坟墓中腐烂，其余那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俄国人，在返回自己的家园或家园的废墟。铁路车站是一幅原始混沌的景象。人们像疯狂的昆虫一样围着运牛的火车；他们向车顶上爬去，相互又挤又压，等等等等。不知为何，我的目光落在一个伤残的、装了一只木腿的秃顶老人身上，他挨着走过一节节车厢，一次次地试图挤进车厢，但每一次都被已经站在车厢踏板上的人推了出来。火车开动了，老人用一只腿跳着跑起来。终于，他抓住了一节车厢上的门把手，然后我看到，车门口的一个女人提起一把水壶，将开水直接浇在老人的秃顶上。老人跌倒了——一千条腿的布朗运动吞没了他，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很残忍，的确残忍，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残忍的例子又与二十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融合在了一起。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批曾与德国占领军相勾结的人、即所谓的伪警被抓住了。报纸报道了此事。那是六七个老人。他们的头头自然名叫古列维奇或金斯堡——也就是说，是犹太人，而去想象一个犹太人与纳粹勾结，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思议的。他们全都被叛了不同的刑。那位犹太人，自然被叛处了极刑。据说，在行刑的那天早晨，他被带出牢房，当他被领向站有行刑队的监狱院子的时候，一位看守头目问他：“喂，古列维奇（或金斯堡），顺便问一句，你有什么最后要求啊？”“最后的要求？”那人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撒尿……”对此，那位看守头目则说道：“好的，你马上就要撒尿了。”如今，这两个故事在我看来是性质相同的；然而，如果第二个故事纯粹是民间传说（虽然我并不这样认为），那情况就更糟了。我知道几百个诸如此类的故事，也许还不止几百个。然而，它们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使我的工厂和我的学校有所不同的东西，不是我在工厂和学校里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我在那两个时期的所思所想，而是我在上学或上班的时候所看到的它们的建筑立面。说到底，外貌就是一切。同样的白痴命运落到了千百万人的头上。存在，本身已经够单调了，可它又被集权制的国家弄成了千篇一律的死板。尚可一看的，也就只剩下面孔、天气和建筑物了；还有人们所使用的语言。

　　我有一个舅舅，他是一名党员，照我现在看来，他还是一位很棒的工程师。战争期间，他为党的同志们建造防空掩体；在战前和战后，他则建造桥梁。那些掩体和桥梁都依然挺立着。当我的父母为了钱的事情而拌嘴的时候，母亲便会举出她的工程师兄弟作为稳固、安定之生活的范例，父亲则总要揭舅舅的短，而我却不由自主地多少有些瞧不起他。不过，他拥有一个壮观的图书室。我觉得，他读的书并不多；然而，订购一些新版百科全书、经典名著等等，曾经是——如今依然是——苏联中产阶级一种风雅的标志。我非常羡慕他。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他的座椅后面，盯着他的后脑勺，心里想到，如果我杀了他，他所有的图书就会全都归我所有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我常从他的书架上取书来看，甚至还偷配了一把大书橱的钥匙，在那书橱的玻璃后面，就立着一套革命前出版的、四大卷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部插图丰富的百科全书，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关于禁果之滋味的基础知识就来自于这套书。一般而言，色情图画皆能成为导致勃起的无生命的客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俄国那种清教徒式的氛围中，人们会因为一幅百分之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题为《入团》的画而情欲勃发，这幅画的印数很大，几乎每间教室里都有张贴。画上的诸多人物中间，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坐在椅子上，她两腿交叉，露出了两三英寸的大腿。使我疯狂、让我梦牵魂绕的，倒不是她的这一小段大腿，而是她的大腿与她身上那件深褐色的裙子所构成的对比。

　　就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不再相信所有那些有关潜意识的噪音。我认为，我从不用象征来幻想——我看到的永远是真实的东西：乳房，屁股，女人的内裤。在那时，女人的内裤对我们这些男孩具有一种附加的含义。我记得，在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个孩子从一排课桌下爬过去，一直爬到老师的讲台下，目的只有一个——从女教师的裙子底下看一看她当天所穿内裤的颜色。完成了她的探险之后，他会用戏剧化的耳语向班上的其他人宣布道：“淡紫色。”

　　简而言之，我们并非因我们的幻想而烦恼——我们有太多的现实要面对。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俄国人——至少是我们这一代俄国人——从不去看精神病医生。首先，这样的医生很少。此外，精神病也是国家的一笔财产。人们知道，具有精神病史并非一件多大的好事。它随时都可能走火，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惯于自己把握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就能控制脑袋内部的活动。集权主义的一个特定优势，就在于它建议个人建立一个自身的垂直等级制，其顶部就是意识。于是，我们便能监视我们体内的活动；我们几乎要将我们的本能也汇报给我们的意识。然后，我们便惩罚我们自己。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惩罚与我们在体内发现的那头丑陋之猪并不相称的时候，我们便求助于酒精，喝得神志不清。

　　我认为，这一系统是有效并且节约的。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压抑胜过自由；我只是相信，压抑机制和排解机制一样，都是人类心理所固有的。此外，认为你是一头猪，这比起将自己视为一个堕落的天使来要更卑贱些，最终也更准确些。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这一看法，因为，在我度过了三十二年的那个国家中，通奸和看电影是仅有的两项自由活动。还有艺术。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国的。这是一个孩子正常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兴趣的爱国主义。我爱慕飞机和战舰，对于我来说，最美的东西就是黄蓝两色的空军旗，它看上去像是展开的降落伞的伞盖，中间有一直螺旋桨。我喜欢飞机，直到最近，我还在扩展我的航空知识。随着火箭的出现，我泄了气，我的爱慕也变成了对螺旋桨飞机的眷念。（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我九岁的儿子有一次说，等他长大后，他将摧毁所有的涡轮飞机，去重新生产双翼飞机。）说到海军，我可是我父亲真正的儿子，十四岁那年，我就报考了潜艇学院。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却因为第五项——民族——而未能入学，我疯狂地爱着那种缀有两排街灯一般闪亮的金色纽扣的海军大衣，可我的这一爱慕却一直没有得到回报。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生活的可见层面永远比生活的内容更为重要。例如，在我读到萨缪埃尔·贝克特的一行文字之前很久，我就已爱上了他的一幅肖像。说到从军，监狱使我失去了这一选择，于是，我与军装的缘分便永远成了柏拉图式的了。在我看来，监狱要比军队好得多。首先，在监狱里，没有人教你去仇恨远方那“潜在的”敌人。你监狱里的敌人不是抽象的；他是具体而又显明的。也就是说，对于你的敌人来说，你也永远是显明的。也许，“敌人”一词用得太重了。在监狱里，你脑中的敌人概念是非常寻常的，这一概念会使整个生活都变得无望、痛苦。然而，我的看守或隔壁的囚犯，与我的老师或那些当我在工厂里做学徒时欺负过我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任何区别。

　　换句话说，我仇恨的重心并没有被导向外国某地的什么资本家；甚至连仇恨也没有。我在学校里就养成的那种理解人并进而原谅每个人的该死特点，在监狱中鲜花怒放了。我并不认为我曾恨过审讯我的克格勃：我甚至倾向于宽恕他们（没有任何本事，又要养家糊口，等等）。我完全不能为其辩护的，是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人，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接近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要说敌人，你在牢房里就有最直接的一位：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就是用时间的富裕来平衡空间的缺乏。这才是真正困扰你的东西，因为你无法战胜它。监狱里缺乏选择，关于未来的望远镜般的可预见性，会使你发疯。尽管如此，它也胜过军队的那种道貌岸然，带着这样的道貌岸然，军队唆使你去攻击另一半地球上的、或更近一些的人们。

　　苏联军队中的服役期为三到四年，而我从未遇见到一个其心理没有被服从这一精神紧身衣所损害的人。或许，军乐队中的乐手是个例外，还有我没有深交的两个朋友，他们于1956年在匈牙利开枪自杀了，他俩当时都是坦克指挥员。军队是最终使你成为公民的地方；只要不曾从军，你就还有做一个正常人的机会，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机会。如果说，我的过去尚有什么自豪的理由，那便是，我成了一个囚犯而非一名士兵。没有掌握那些军事术语——那东西最让我恐惧——可犯人的黑话却使我得到了慷慨的补偿。

　　然而，战舰和飞机仍是美丽的，它们的数量也在与年俱增。1945年，大街上满是“史蒂倍克”牌的卡车和吉普车，车门和车罩上面有白星，——这些美国硬件是我们租借来的。在1972年，我们自己已经在向世界各地出售这样的东西了。在这段时间里，如果说生活标准提高了白分之十五到二十，那么武器生产的提高则达几百倍。它还将继续提高，因为这大约是我们那个国家中仅有的优质品，是仅有的领先领域。还有，军事讹诈，亦即在集权制度下是完全被容忍的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会使其试图去维持平衡的民主制的对手的经济受到损害。军事实力的增长不是一种疯狂：这是控制敌方经济的最佳工具，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深知此道。每个妄图主宰世界的人都会这样做。其他的方式要么难以做到（经济竞争），要么过于恐怖（直接诉诸武力）。

　　此外，军队就是农民的秩序观念。看到受阅士兵一队队地从站在列宁墓上的政治局委员们面前通过，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最让人感到心安的事情了。我猜想，那些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曾想到，站在圣人寝陵的上方也是一种亵渎。我猜想，这是一个延续性的观念，但可悲的是那些站在列宁墓上的人，他们在对时间的蔑视中真的步入了木乃伊的行列。你可以通过电视直播或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官方报纸上刊登的劣质照片看到这一场面。古代罗马人总是将他们的主要街道建为南北走向的，以将他们自己与帝国的中心连接起来，和他们一样，俄国人要通过这样的场面来验证其存在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

　　　　

　　当我在工厂工作时，我们常常去到工厂的院子里吃午饭；一些人会坐下来，打开包着的三明治，另一些人会抽抽烟，或是打打排球。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坛，四周围着标准的木头栅栏。这是一排二十英寸高的木条，木条之间有二英寸的距离，同样材料的一根横木条将它们固定在一起，再漆成绿色。栅栏上覆满灰尘和煤粉，就像那四方花坛中凋萎、干枯的花儿一样。在那个帝国中，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永远能看到这样的栅栏。它是事先做好的，然而，甚至在人们自己动手制作栅栏时，他们也总是会遵循既定的设计。有一次，我去了中亚，去了撒马尔罕；那些蓝绿色的圆顶，那些穆斯林经院和清真寺高塔上美妙的装饰，使我浑身涌上了一阵暖流。它们历历在目。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种栅栏及其白痴般的节奏，于是，我的心情沉了下来，东方突然消失了。窄木条的那种细密的、梳子般的重复，立即消灭了工厂院子和忽必烈汗古城堡之间的空间——同时也消灭了两者之间的时间。

　　木条的细漆白痴般地呼应着自然的绿色，可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些木条离自然更远了。这些木条，政府的铁栅栏，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道上每群路人中间必不可少的卡其军装，每张早报上总会有的炼钢炉照片，以及电台中持续不绝的柴可夫斯基——这些东西会使你发疯，除非你学会了封闭自己。苏联的电视中没有商业广告；在节目的间歇处，它播放的是列宁的画像，或是题为《春》、《秋》的所谓摄影佳作等等。再加上嘟嘟的“轻”音乐，这种音乐没有曲作者，而是放大器自身的产物。

　　当时我还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理智和进步的时代、一个大规模生产时代的结果；我将此归罪于国家，也部分地归罪于民族自身，这一民族倾向于任何一种不需要想象的东西。我如今仍然认为，我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中去实施和分配文明及文化不是更容易吗？从理论上说，单个的统治者能比代表机构更好地接近完美（是统治者所宣称的完美）。卢梭就坚持过这一点。非常糟糕的是，它从未在俄国发生过作用。这个国家拥有一种能够表达出人类心理最深层含义的、富有神奇变化的语言，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伦理敏感度（这是其悲惨历史一个好的结果），它具备了建造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个真正的文明摇篮的所有条件。然而，它却变成了一个单调的地狱，充满着陈旧的唯物主义教条和可悲的消费主义追求。

　　　

　　无论如何，我这一代人多少是被赦免的。我们是从战后的废墟下生长出来的，当时，国家正忙于抚平自己的皮肤，还难以专心地照看我们。我们走进了学校，我们在那里被灌以拔高的谎话，四周所目睹的却尽是苦难和贫穷。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空洞洞的窗口就像骷髅头骨上的眼洞一样望着我们，我们虽然年幼，却已感受到了悲剧。是的，我们还不能将自己与那片废墟联系在一起，可也没有这个必要：它们足以打断笑声。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笑，相当粗心的笑， ——这只会是个重新的开始。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在空气中感觉出一种异样的紧张；有着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几乎是魔鬼似的。当时我们还很年幼，我们还是孩子。物质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也没见过丰富的物质，所以并不在意。自行车是陈旧的，是战前的产品，谁若拥有一只足球，他便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我们所穿的大衣和内裤，是我们的母亲用我们父亲的制服和旧内裤改做的：退场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以，我们没有培养出占有欲。我们后来能够占有的，都是些做工粗糙、模样难看的东西。不知为何，我们认为物质的概念胜过物质本身，虽说在照镜子时，我们也并不十分喜欢我们在镜中的所见。

　　我们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好将我们的姑娘勾引进去，我们的姑娘们也没有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如果我们去计算行程，那可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岸，潮湿的公园里硬邦邦的长椅，以及机关大楼阴冷的入口，——这些便是我们最初极乐行为的标准背景。我们从来没有过所谓的“物质刺激”。精神刺激则是甚至能让幼儿园的孩子也感到可笑的东西。如果有人出卖自己，这并不是为了物质或舒适：物质和舒适均不存在。他出卖自己，完全是出于内在的需要，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当时没有供给，只有极低的需求。

　　如果我们做出伦理的选择，我们所依据的不是直接的现实，而是来自小说的道德标准。我们是贪婪的读者，我们处在对我们所阅读的一切的依赖之中。也许是因为其明确的形式因素，书本以一种绝对的力量控制了我们。狄更斯比斯大林或贝利亚更为真实。小说比一切东西都更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交谈方式，我们的谈话有百分之九十是关于小说的。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不愿打破这个循环。

　　就伦理观念而言，这一代人是俄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一代，为此得感谢上帝。仅仅因为说海明威比福克纳好，朋友间的友谊就会中止；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读书起初不过是知识的正常积累，但很快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职业，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则被视为无意义的、让人厌恶的东西。与他人相比，我们似乎是在逃避或伪装我们的生活。细想一下，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所以，我们曾认为，我此时仍认为，我们在当时是正确的。

　　本能的选择是去读书而不是去行动。毫不奇怪，我们的实际生活或多或少是一团糟的。甚至连我们中间那些穿过“高等教育”的密林、难免要用其唇舌（以及其他成员的唇舌）为那个制度服务的人，最终仍成了因文学而产生的那种怀疑的牺牲品，而无法再继续原来的工作。其结果，我们便去做那些杂役活或编辑部的临时工，或是诸如刻墓碑、看清样、翻译技术资料、登记帐目、装订书籍、冲洗X光片等无需动脑筋的活。我们时常串门，突然出现在谁家的门口，一手提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提着糖块或鲜花或小吃，然后就是彻夜交谈，谈天说地，嘲笑楼上那些官僚们的愚昧，猜测我们之中谁会先死。此时，我必须抛开“我们”这个代词了。

　　

　　没有人比这些人更懂得文学和历史，没有人比他们的俄语文章写得更好，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彻底地蔑视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些人来说，文明的含义远远不止于白日的面包和夜晚的拥抱。这并不是又一个迷惘的一代，虽然看上去相象。这是唯一一代发现了自我的俄国人，对于他们来说，乔托和曼德里施塔姆比他们自己的个人命运更有感召力。他们衣衫破旧，不知为何却仍有几分优雅；被他们顶头上司无声的手招来挥去，兔子般地逃避国家豢养的为数甚多的猎狗和数目更多的狐狸，穷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们依然对那些不存在的（或仅仅存在于他们秃了顶的脑袋里）、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痴情不改。他们与这一世界的其余部分无望地相隔绝，他们曾认为，那一世界至少会与他们有些相象；现在他们明白了，那一世界与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只不过穿得更漂亮些罢了。当我书写这些的时候，一合上眼，我几乎就能看到，他们站在寒伧的厨房里，手握玻璃杯，嘲讽的怪相不时滑过他们的脸庞。“这里有，有……”他们咧着嘴苦笑。“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没有人再加上文化？”

　　记忆，我认为，就是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丢失的那根尾巴的替代物。它引导着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记忆过程本身有某种明显的返祖特征，仅就一个过程从不是直线发展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而且，一个人记忆得越多，他距离死亡也许就越近。

　　这么说来，如果你的记忆摔了一跤，这反倒是件好事。无论如何，记忆更常盘绕起来，再伸展，摆向前后左右，就像尾巴那样；一个人的文字叙述亦该如此，即便要冒空洞和乏味的风险。空洞正是存在最常见的特征，人们觉得奇怪的是，它在苦苦追求现实主义的十九世纪散文中为何很少体现呢？

　　即使一个作家具有在纸上表现最细微的思想起伏的全部才能，但他再现尾巴卷曲之壮观的努力还是要失败的，因为进化不是枉然的。对岁月的回顾会将事物拉直，直到将它完全抹掉。没有什么能让事物返回，即使是那些带有卷曲字母的手写单词。若是那根尾巴恰好仍留在俄国的某地，这样的努力就更是会失败的。

　　但是，印刷出的单词若只是遗忘的标记，事情则不坏。而可悲的事实在于，单词同样记不住现实。至少，这是我的一个印象：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当然，一种文明的记忆不能、也许也不应成为另一种文明的记忆。但是，当一种语言无法再现另一文化的丑恶现实时，其结果就是一种最糟糕的同义反复。

　　历史无疑会重演：毕竟，历史和人一样，可供做出的选择并不太多。但是至少，人们应该弄清楚，在俄国这样的异域王国中通行的独特语义学打交道时，人们为何会成为牺牲品。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因为，一个清晰的概念固然美妙，但它所指的永远是斩去松散边角的含义的浓缩体。而在现象世界中，松散的边角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这番话本身就可以表明，我决不是在指责英语的无用，也不是悲叹英语使用者们心理的休眠状态。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中有几个人曾见过一位直言不讳的邪恶，它迈过门槛，说道：“喂，我是邪恶。你近来过得怎样？”

　　如果说这一切仍带有一种哀歌的情调，那么，这不是因为这段文字的题材而是因为其内容，对于它来说，愤怒是更为合适的。当然，两者均不提供过去的含义；哀歌至少不创造新的现实。无论一个人发明出怎样复杂的装置去捕捉自己的尾巴，他最终得到的将是满满一网鱼，却没有水。鱼压低他的船。鱼足以使他晕眩并使他乞求于一种哀歌的音调。或者，将鱼扔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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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其统治者，从人类的各种观念来看都可以被称为堕落者。但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还有一座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城市。一条无尽的铅灰的河流覆盖着这个城市，如同那无尽的铅灰的天空覆盖着这河流。河的两岸，耸立着许多带有精雕细琢之立面的雄伟宫殿，如果这男孩站在右岸，那么左岸看上去就像那被称之为文明的巨形软体动物的标记。那文明已停止存在。

　　每天清晨，当天空还挂满星星，这个男孩就该起床了，喝下一杯茶、吃下一个鸡蛋后，伴着广播里传出的关于新的炼钢记录的通报，跟随着士兵们为领袖（这领袖的画像就挂在男孩那还留有体温的床铺上方的墙上）所合唱的颂歌，这男孩沿着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向学校走去。

　　宽宽的河流静卧着，白茫茫的，覆着冰衣，像是大陆向静谧伸出的舌头，一座巨大的桥在深蓝的天幕中形成一道弯弓，像一幅钢铁的腭。如果那男孩有两分钟多余的时间，他会走上冰面，向河中心走上二三十步。在这段时间里他会想象，鱼儿在这厚厚的冰层下正在做什么。然后他会停下来，转个180度的弯，回身跑去，脚步不停地一直跑到学校的门口。他会冲进楼厅，将他的帽子和大衣挂在挂钩上，然后飞跑着上楼，冲进他的教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室，有三排课桌，领袖的画像在教师座椅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张由两个半球构成的地图，其中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在他的座位上，打开他的书包，将他的钢笔和笔记本摆在课桌上，抬起头，静下心来准备听那胡言乱语了。　　 　　　

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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