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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组成的政合国）统治下的捷克德语小说家，本职为保险业职员。主要作品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1920年，卡夫卡（1883.7.3-1924.6.3）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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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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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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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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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而您却压根儿不喜欢他。您只是想用赞扬掩盖您的反感罢了。” 听了我的话，卡夫卡的眼睛闪出光芒。他把下唇向里抿了抿，我补充我的说明：“他对您是完全不同的异类。您把他看作是笼子里的异类动物。” 这时，卡夫卡博士几乎是恼怒地直瞪着我的眼睛，用一种因克制而显得严厉的声音轻声说：“您错了。在笼子里的不是特雷默尔，而是我。” “这说得通，这种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我的话：“不仅仅在这里的办公室，而是到处都是笼子。”他把攥紧的右手放到胸口上：“我身上始终背着铁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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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写作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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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博士皱了皱眉：“这是个错误。书代替不了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都有它的任务，这任务不可能完全由别的什么东西来完成。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由别的替补人代他体验生活。认识世界也好，读书也好，都同于此理。人们企图把生活关到书里，就像把鸣禽关进鸟笼一样，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正好相反，人用书籍的抽象概念只不过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牢笼。哲学家只是带着各种不同鸟笼的、穿得光怪陆离的鹦鹉学舌者。” 他大笑起来，结果使他沉浊地大咳了一阵。咳嗽停息后，他微笑着说：“我说的是真话。您刚才听见了，也看到了。别人打两下喷嚏的事，我就得用我的肺来证实。”这话让我产生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为了消除这种感觉，我问他：“您是不是着凉了？您是不是发烧了？” 卡夫卡博士疲惫地微微一笑：“不……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冷而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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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办公室看弗兰茨·卡夫卡时，他刚从邮局收到他的小说《在流刑营》的样书。 卡夫卡不知道邮包的内容，他打开灰色的邮包。当他看见黑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他的小说时，他显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关上，把书递给我：“您肯定想看看这本书。” 我对他微微一笑，打开书，大略看了一下文字与纸张，就把书还给他，因为我感觉到他神情非常烦躁不安。 “装帧得很漂亮，”我说，“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博士先生。” “可我真的不满意，”弗兰茨·卡夫卡说，顺手把书放进抽屉锁上，“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那您为什么让人发表？” “事情就在这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哲学家和政论家韦尔奇（1884-1964），是布拉格《复国主义周报》“自卫”的主编。我的这些朋友总能搞到我写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拿来谈妥的出版社合同对我突然袭击。我不愿给他们制造麻烦，所以这些完全是私人记录的东西，或者写着玩的东西最终都出版了。我的人生弱点的个人见证材料都印成书出售，因为我的朋友，以马克斯·勃罗德为首，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变成文字，而我又没有力量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材料。” 稍后，他改变语调说：“我刚才的话当然不免夸张，也是对我的朋友们的小小不敬。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为了原谅自己的软弱，我把周围世界写得比实际的强大。这当然是欺骗，我是法学家，因此，我不能摆脱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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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乔装的**一把抓住我。我想喊叫。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堵住了我的嘴。我一口咬住散发出汗臭的拳头。这时我醒了。我血液上涌，满头大汗。这是我做过的最大的恶梦。” 卡夫卡用右手背擦了擦下巴。“这我相信您，”他俯身到桌面上，慢慢地把手指交叉到一起，“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他呆呆地看了我几分钟。我急于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可是他却用平谈的语调说：“您现在要去您父亲那里，是吧？可我还要工作。”——他微笑着和我握手告别。“工作就是把渴望从梦中解脱出来，而梦常常使人眼花缭乱，它把人奉承得美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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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让青年人着迷。他的短篇小说《司炉》《司炉》为卡夫卡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充满了温厚和感激之情。我们在谈论登载在文学刊物《骨干》上、由密伦娜·耶森斯卡译的捷克文译文密伦娜·耶森斯卡（1895-1944），是一个将卡夫卡小说译成捷克文的译者。关于她和卡夫卡的关系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密伦娜书信集》，福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52年。时，我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 “这篇小说充满阳光，情调开朗，里面充满爱，虽然根本没有谈到爱。” “爱不在小说里，而在途述的对象里，在青年身上，”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 “难道老年就有排除任何幸福的可能吗？” “不，幸福排除老年，”他微笑着向前低下头，仿佛他要把头藏到高耸的肩膀之间似的，“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他的微笑、姿势和声音表明，他以前是个安静快乐的男孩子。 “那么，在《司炉》里您很年轻，很幸福。”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脸就阴沉起来了。 “《司炉》很好，”我赶紧说。但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深灰色大眼睛已经充满了哀伤。 “我们最好谈遥远的事情，遥远的事看得最清楚。《司炉》是梦呓，是对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卡尔·罗斯曼卡尔·罗斯曼，《司炉》中的人物。不是犹太人。我们犹太人生下来说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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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他的书总是非常简短。 “我读了《判决》。” “您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您说得对。” “我想知道，您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献给F.F.为菲莉斯·鲍威尔（1887-1960），弗兰茨·卡夫卡曾两次（1914和1917）与她订婚。题词背景参见《弗兰茨·卡夫卡致菲莉斯书信及订婚期的其他书信》，法兰克福费歇尔出版社，1967年。’的题词肯定不只是形式。您肯定想用这本书告诉某个人什么事。我很想了解这种关联。” “对不起，我太唐突了。” “您无须道歉。一个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判决》是夜晚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他又说了一遍，眼睛直视远方。 “可是您却写下来了。” “我只是把它固定下来，因而完成了对幽灵的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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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叫萨姆沙，”我说，“这听起来像隐喻卡夫卡。两个名字都是5个字母。萨姆沙中S的位置与卡夫卡中的K相同。字母A萨姆沙德文为Samsa，卡夫卡德文为Kafka。……” 卡夫卡打断我的话：“这不是暗记。萨姆沙不完全是卡夫卡。《变形记》不是自白，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披露。” “这我不明白。” “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这在体面人家当然不常见。” “您看，我不体面到什么程度？” 卡夫卡笑了。他不想再谈这个题目了。我却还想谈下去。 “我以为，在这里评价'体面’或'不体面’不合适。《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住了脚步：“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现在我可要回家去了。” 他简短地向我告别。我把他赶走了？我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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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给卡夫卡讲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的中国小故事。“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那么欢乐呢？高声诉苦是否也会吵醒欢乐？” “不会。欢乐耳朵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痛苦。”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得对，因此，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防御谁？” “当然防御我自己。” “可是墙是朝向外界的，”我说。 “它是朝外的抵御。” 但是卡夫卡立刻非常坚定地驳斥这种看法：“事情就是这样！每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藏，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一种假象，迟早要坍塌的。内与外属于一体。它们互相分开时是一个秘密的两个令人迷惘的外貌，这个秘密我们只能忍受，而无法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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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画画？” “我可以看看吗？您知道，我对图画很感兴趣。” “这可不是可以让人看的图画。这完全是个人的、别人无法辨认的象形文字。” 说着，他就拿起那张纸，用两只手把它揉成一团，扔到办公桌旁边的废纸篓里。 “我画的人空间比例不对。他们没有自己的视野。我试图画下这些人物的轮廓，但他们的透视是在纸的前面，在铅笔未削尖的那一头上——在我心里！”他伸手到废纸篓里拿出他刚扔进去的纸团，把它展开，撕成碎片，使劲扔进废纸篓。 “您过去学过画画？” “不。我只是力图用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观察到的事物固定下来。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会心地一笑，“我还一直被囚在埃及。我还没有跨过红海《圣经》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上帝选召摩西带领同胞逃离埃及，跨过红海，来到西奈，摆脱奴隶生活。” 我笑了笑说：“过了红海，首先见到的是沙漠。” 卡夫卡点点头：“是的，《圣经》里是这么写的，而且生活里就是如此。”他用手顶住桌子边缘，把身体靠回到椅子上，他这样舒展着身子，神情急切地看着天花板。 “虚假的、通过外部措施去争取的假自由是一个错误，是混乱，是除了害怕和绝望的苦草外什么都不长的荒漠。这是自然的事，因为凡是具有真正的、耐久的价值的东西，都是来自内心的礼物。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气候，而是不断地通过斗争去争取的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有了这个条件，人就能自由。” “一个条件？”我疑惑地问。
“这可真是个怪论！”我脱口喊道。 卡夫卡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说道：“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的火花一定要跨越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跳向另一极，以便我们在闪电的火光中看见世界片刻。”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我用手指了指画着画的纸，轻声问道：“那么这些小人，他们在哪里？” “他们从黑暗中来，又在黑暗中消失，”卡夫卡说。他把画满图画的纸放进桌子抽屉，用听起来很随便的声调说道：“我的乱涂乱画是原始魔力的不断重复而不断失败的尝试。”我不知所云地看着他。当时，我肯定做了一个叫人好笑的怪脸，因为卡夫卡的嘴角抽搐了几下，显然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抬起手挡住嘴巴，轻轻咳了几声，说：“人类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画。爱斯基摩人在他们要烧掉的木头上画上几条表示水浪的线条。这是具有魔力的火之画，他们不断用火石摩擦，唤醒它的生命之火。我在做同样的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画了解我所看见的那些人物。不过我画的人物形象不会着火。也许是我用的材料不对，也许是我的铅笔性质不对头，也许是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性质，只是我一个人不具备必要的性质。” “这是可能的，”我附和他的看法，力图做出嘲弄的微笑，“况且您到底不是爱斯基摩人，博士先生。” “这自然不错，我不是爱斯基摩人，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的。”他撮起嘴巴，“今天穿得最暖和的只有那些穿着羊皮的狼。他们日子很好过。他们穿的衣服正合适。您说呢？” 我说：“谢谢您这番话。我宁可挨冻。” “我也是，”卡夫卡博士大声说，用手指了指暖气片，上面一只椭圆形铁碗里的水冒着蒸汽，“我们既不要自己的裘皮大衣，也不要借来的。我们宁可保留我们的舒适的冰雪荒漠。”我们两人都笑了：卡夫卡博士为掩盖我的不懂而笑；而我笑，则是为了接受他的不言而喻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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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说道：“您别这样做！您不知道，沉默包含了多少力量。咄咄逼人的进攻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诡计，人们常常用它在自己和世界面前遮掩弱点。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急躁粗暴。他通常因此而丧失了人的尊严。” 卡夫卡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杂志，放到我面前。那是文学刊物《树干》德文版第四年第21期。 “我醉心于书名，”卡夫卡说，“书籍是一种麻醉剂。” 我打开我的公文包，让他看里头装的东西：“那我是吃大麻的人，博士先生。” 我把书全倒到他的办公桌上，卡夫卡一本接一本地拿起翻看，不时地读一小段，然后把书递给我。 他把书全看了一遍后问我：“这些书你全都要读？” 我点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您何苦读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熄灭。您应该多读古书。古典文学，如歌德的作品。古的东西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那么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候比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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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几次要求我，让他看几篇我的“不押韵的蹩脚货”——这是我对自己写的东西的称呼。于是，我在日记里找出合适的段落，凑成一本小小的散文集，取名为《深不可测的瞬间》，交给了卡夫卡。 几个月以后，当他准备去塔特兰斯克·玛特莱里疗养院疗养时，他才把手搞还给我。 他就此机会对我说：“您的作品非常清新。您谈得更多的是事情在您身上唤起的印象，而不是事件和事物本身。这是抒情诗。您在抚摸世界，而不是去把握世界。” “那我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卡夫卡抓住我的手：“我没有这样说。这些小故事对您肯定具有某种价值。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个人的文献材料。不过艺术……” “不过这还不是艺术，”我苦涩地补充道。 “这还不是艺术，”卡夫卡肯定地说，“这种印象和感情的表达不过是对世界的小心翼翼的摸索，犹如还没有睡醒的眼睛。但是这很快就会过去，摸索地伸出去的手也许会缩回来，仿佛它触到了火。您也许会大喊起来，结结巴巴地乱说一通，或者咬紧牙关，睁大眼睛。不过，这一切都只是言论罢了。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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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有一次和卡夫卡博士一起从工伤保险公司去老城环形道的路上，在泰因霍夫斜对面的雅各布教堂停下谈话时得到的认识。 “知道。不过很肤浅。我只知道这个教堂属于旁边的弗朗西斯修道院，就这么多。” “教堂里有一条铁链，上面挂着一只手，您肯定看见过吧？” “是的，看见过好几次呢。” “是不是一起去看看这只手？” “好的。” 我们走进教堂，教堂有左中右三堂，是布拉格最长的教堂之一。左侧一进门的地方，从天花板上垂下一条长长的铁链，链子上挂着一根熏黑的、残留着干枯的肌肉和筋的骨头，按它的形状，这根骨头可能是一个人的下臂的遗骨。听说是1400年或30年战争后不久从一个盗贼身上砍下来挂在这个教堂里作为“永久纪念”的。 据古老的编年史和不断更新的口头传说，这件可怕的事情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雅各布教堂两侧有许多小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有一尊圣玛丽亚的木雕塑像，塑像上挂满了一串串金币和银币。一个退役的雇佣兵看到这笔财富眼馋手痒难熬，就藏到一间忏悔室里，等到教堂关了门，他从藏身的地方出来，走到祭坛前面，登上教堂司事点祭坛蜡烛常用的凳子，伸出手，想摘下塑像上的金银首饰，但他的手变僵硬了。这个第一次潜入教堂的窃贼以为塑像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他使出全身力气，想把手抽回来，可是一点没有用。第二天早上，教堂司事发现他筋疲力竭地站在凳子上，就叫来了修道士。祭坛前很快聚集了一群祈祷的人，祭坛上的圣母像还一直紧紧抓住脸色苍白、惊恐万分的窃贼；市长和布拉格老城的几个元老也在人群里。教堂司事和修道士想方设法想把窃贼的手从塑像上拽下来，他们也没能成功。于是市长叫来刽子手，他只一刀就把窍贼的下臂砍断了。这时，“塑像也松了手”，下臂掉到了地上。人们包扎好窃贼的伤口，几天以后，他因企图盗窃教堂财物罪被判多年监禁，刑满后，他加入方济各会当杂役。人们把砍下的手绑到教堂里老城市议员绍勒·封·绍伦巴赫墓碑旁的铁链上。在旁边的柱子上挂了一块反映这次事件的简朴的图画，并有一段由拉丁文、德文、捷克文组成的说明性文字。 卡夫卡博士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儿干桔的手臂，扫了一眼描述这次奇迹的小木板，向出口走去。我跟着他。 到了外面，我说：“这是可怕的。圣母奇迹当然只是强直性痉挛。” 我说：“也许是由于某种突然产生的内心顾虑。盗贼渴望得到圣母装饰，被这种欲望掩盖的宗教感情突然被他的盗窃行为震醒了。他的宗教感情比他设想的要强烈得多，因而他的手僵硬了。” “对！”卡夫卡点了点头，他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对于神圣的东西的渴望，伴随而来的对亵渎圣物的羞怯以及人所具有的正义感，这一切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人违背这些东西，它们就在他身上顽强反抗。它们是道德上的调节力量。因此，一个人要在世界上进行某项犯罪行为，他总是先要压跨自己自上的这些力量。要犯罪，总是要先在心灵上肢解自己。那个要偷塑像上装饰品的盗贼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的手僵硬了。它是被自己的正义感麻痹的。对他来说，刽子手的那一刀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可怕。相反，惊恐和痛苦给他带来的是解脱。灵魂的肢解为刽子手对他肉体上的伤害所取代。这样，这个连木偶也不能偷一个的可怜的退役雇佣兵就从良心的痉挛中解放了出来。他可以继续做人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续继前走。走到泰因霍夫和老环形道之间的狭窄小胡同中间时，卡夫卡突然站住问我：“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雅各布教堂里发生的小偷的故事今天是不是还可能发生？”我坦率地回答，探询地看着弗兰茨·卡夫卡。他只皱了皱眉。走了两三步后他说：“我想几乎不可能发生。今天，对上帝的思念和对罪孽的惧怕大大地淡薄了。我们陷在骄傲自大的泥淖中。战争就是证明，战争使大批大批的人失去人性，麻痹了人的道德力量，从而麻痹了人自身，使他多年不能清醒。我想，今天，盗窃教堂的人是不会发作强直性痉挛的。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人们不会砍去盗贼的半只胳膊，而是截去年了完全不合时宜的道德想象力，把他送进疯人院。在那里，人们会用分析的方法消除他表现为歇斯底里的痉挛症的过时的道德感情冲动。”
我冷笑了一声说：“教堂盗贼会变成隐蔽的俄狄浦斯恐惧症或恐母症的牺牲品。他会想方设法盗窃圣母像。” “当然！”卡夫卡点点头，“没有罪孽，没有对上帝的思念。一切都是世俗的，实用的。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彼岸，因此我们生活在良心普遍僵冻的状态中。表面上，一切超验的冲突都消失了，然而大家都像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像那样保卫自己。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在这里，甚至都不是站着。大多数人是被恐惧这种污泥胶着在廉价原则的东摇西晃的椅子上，这就是全部生活实际。就说我吧，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各种案卷资料，摆出庄重严肃的神态，企图以此掩盖我对整个工伤保险公司的反感，然后您来了。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雅各布教堂，观看砍下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我走进我父母的商店，吃点东西，然后给几个到期不还的欠债人写客气的催债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世界井然有序。我们只是像教堂里的木雕塑像那样僵硬呆板，只不过没有祭坛罢了。”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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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大家都参加了。” “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 “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着，也不想被推动着。我只看发生的事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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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该书是约瑟夫·弗洛里昂主编的不定期丛刊“Nova et Vetera”的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篇捷克译文和第一幅卡夫卡木刻像也在该丛刊发表。 卡夫卡翻了一会儿书，然后小心地从桌面上把书推还给我：“这类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我不喜欢。在这里，宗教被彻底地变成审美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手段变成了刺激手段，变成了像贵重的窗帘、图画、雕花家具、真正的波斯地毯那样摆阔气的装饰品。这类文学的宗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您说得对，”我赞同他的看法，“由于战争，在信仰方面也有了代用品。这就是这一类文学。诗人像用彩色流行领带那样用上帝的思想打扮自己。” 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作逃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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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那本《乡村医生》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第四页黄色衬页上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记不得这段话记的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格言，还是我根据某次谈话所作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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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不。相反，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粘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可是他们总是表现出热烈的感情之火！” “只是用语言罢了。这不过类似库式疗法。爱弥尔·库（1857-1926），法国药剂师和医师，创立了一种以自我暗示为基础的疗法，被称为库式疗法，该疗法在20年代曾获得广泛重视。” “这是欺骗，”我火了，“那些人是自欺欺人。”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他的脸表现出同情、耐心和原谅的迷人表情。“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推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这一点，您在这本您父亲借给我的书里看得很清楚。诗人像冻僵的孩子那样呻吟哀诉，或者像疯狂的偶像崇拜者那样狂热地尖声怪叫，他们越不相信在其面前跳舞的偶像，就越加厉害地扭曲他们的语言和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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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散步时，阿尔弗雷德突然对我说：“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装饰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用它们掩盖各种不同的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不具目的的美使人产生一种自由的感情。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开化的人用这种方法向自己身上的类人猿进攻。”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回家后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后来逐字逐句地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听，他半闭着眼睛听我讲。我当时一点不知道，他在此以前早就写了《致科学院的报告》，内容就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我相当失望，他说：“您的朋友讲得很对。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我笑了笑说：“总留下一截以前的猴子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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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眼睛里闪出淡绿色的小火星。他会心地微微一笑：“是的，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他是个包得紧紧的人，是个密不透风的人。德文中Dichter意为诗人、作家，eindichter Mensch意为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人，Dichter与dichter同意异义。” 我笑了：“头脑不开窍！” 卡夫卡举起双手表示反对，仿佛他要把我的笑声向我推回来似的。他说：“我没有这样说。他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他与现实完全隔绝。” “用什么隔绝？” “用一堆陈旧的言词和想法。这些东西比厚厚的装甲铁板还坚固。人就掩藏在它们背后，视而不见时代的变化。所以，空话是恶的坚强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的最持久的保鲜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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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能获得真理！” 卡夫卡默然。他眯起眼睛，变得阴沉了。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他看了一会儿支撑在桌子上的指尖，然后他轻声说：“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 我缠住不放：“我们能理解它吗？” “我们时刻在体验它，”卡夫卡说，声音里隐含着些许不安，“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上帝寓于神秘之中，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只能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黑夜后退了，但仍在继续延续下去，而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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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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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既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又是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人们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喜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著有悲剧、喜剧多种。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即为描写儿子反抗父亲的喜剧。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对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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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而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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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魏斯（1884-1940），医生、作家。的**戏剧《坦雅》。魏斯是马克斯·勃罗德的朋友之一。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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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空古斯塔夫·马勒尔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巴比塞（1871-1935），法国社会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炮火》发表于1916年，《光明》发表于1919年。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了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蔼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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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生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
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国外，战后回到苏占区，曾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致睡眠》一诗发表于1918年。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卡夫卡博士在舒柏特楼巴洛克式门口旁的小环形道上停下脚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看对面那排房子中显得突出的中世纪式米努塔楼，这幢楼紧靠着把老城环形道和小环形道分开的市政厅。“我父母住在楼上，但他们只是晚上才在家里，白天他们在店里。他们把家务交给了厨娘和我们的家庭女教师。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时，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镇慑住了我，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连头也没有抬，继续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她把牌放到桌子上，准备审问我，可是父亲还想继续打牌，就粗声粗气地说：'还能从哪儿听来？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街上呗！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些家伙。’我母亲接着说：'可不，跟这帮歹徒吵得太凶了。’这时，父亲'啪’地一声打出一张牌，和啦。趁这当儿，我愕然地溜出了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发起烧来。请来的医生诊断为喉炎，他给我开了药。女教师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时，厨娘坐到了我床上。她是个又高又胖的好心肠女人，我们都叫她安娜太太。她抚摸着我放在被子上的手说：'别害怕，就会好的。’我却把手抽回，放进被子，问她：'为什么我是罪犯？’厨娘瞪圆了眼睛，说：'罪犯？谁说的？’'您！就是您说的！’'我？’安娜太太把拳头放在隆起的胸前，生气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可我说：'这一点不假，您把我叫做拉瓦荷尔。这是罪犯，我父母这么说的。’听了这话，安娜太太在头上把双手合在一起，哈哈笑着解释：'哈，拉瓦荷尔，这我说过。可是我这么说一点恶意也没有。拉瓦荷尔——大家都这么说说而已。我当时一点也不想侮辱你。’她抚摸我的脸颊，安慰我。我却扭过头，冲着墙。不一会儿，女教师买了药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根刺那样留在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喉炎好了，但我依然是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这改变了我的整个态度。我不再参加男孩子的打架斗殴，我每次都乖乖地跟着女教师回家。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原来是个拉瓦荷尔。”
“这可真叫荒唐！”我脱口而出，“时间肯定把这些东西冲得一干二净。” “完全相反！”卡夫卡苦笑着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粘附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便我后来似乎早就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 “您研究了拉瓦荷尔的一生？” “是的！而且不仅仅研究了他的一生，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我深入探究了葛德文、葛德文（1756-1836），英国作家、社会思想家。蒲鲁东、施蒂纳、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主张唯我论，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塔克尔塔克尔（1854-1939），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著作译者。和托尔斯泰的生活和观点，参加了许多不同的社团和集会，为此事花了不少钱和时间。1910年，我参加了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在卡罗琳娜塔尔的'大炮十字架’餐馆“大炮十字架”餐馆在20世纪是捷克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场所，在捷克反军国主义的《青年同盟》一案中曾起过重要作用。M.勃罗德和卡夫卡都曾参加在该餐馆举行的集会。举行的集会，在这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俱乐部伪装成曼陀林俱乐部。马克斯·勃罗德陪我去参加了几次这些聚会，其实他对会议并无兴趣。他把它们看作青年人的某种政治上的迷惘。对我来说，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在追寻拉瓦荷尔的行踪。这些活动使我后来与埃里希·米萨姆米萨姆（1878-1934），奥地利社会主义诗人、剧作家。、阿图尔·霍里彻尔霍里彻尔（1869-1941），奥地利印象派作家。以及维也纳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格罗斯曼发生了关系，后者自称皮埃尔·拉莫，出版《共同富裕》杂志。他们都企图不借助上帝的仁慈实现人间幸福。我理解他们。然而……”卡夫卡抬起双臂，又像折断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我不能再和他们并肩前进了。我依然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鲍姆（1883-1941），作实，双目失明后当音乐教师。主要写作自传体作品，重要的有：《岸边生涯——今天的盲人生活》、《黑暗中的生活》等。在一起。他们离我更近。” 他站住了。我们已经到了他住的房子前。他沉思地对我笑了一二秒钟，然后轻轻地说：“和我一样，所有犹太人都是被开除出社会的拉瓦荷尔。我现在依然感觉到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些恶少加诸于我的拳打脚踢，但是我不能再去斗殴了。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力量。保护我的家庭女教师呢？这我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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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我曾和在布鲁克斯附近的上格奥根塔尔当铁路职工的哥哥汉斯漫游了厄尔茨山区厄尔茨山区位于德捷边镜。。我向卡夫卡讲述了山区里花边织工和玩具工匠的贫困生活。我在讲述结束时说：“贸易和工业，卫生和食品供应，所有这一切都糟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毁的世界里。” 卡夫卡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把下唇向里抿紧，用牙齿按摩了一会儿下唇，然后很确定地说：“这话不对。倘若一切都已毁坏，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引到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前景也都破灭了。我们只能毫无希望地滑下去。您向窗外瞥一眼就看到世界。人们往哪里跑？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无法认清事情的意义关联。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却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您和哥哥看到的贫穷只是某种深重很多的苦难的表面现象。” 卡夫卡博士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担心地问我：“你懂我的话吗？我是不是把你搞乱了？”于是我赶紧提了一个问题：“您指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但卡夫卡绷紧了脸，叫人捉摸不透。他说：“我指的是公正的衰落。我们大家都参与其中。我们感觉到它。许多人甚至知道它，但谁也不愿承认我们生活在不公之中，因此我们发明遁词。我们谈论社会的、心灵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不公，为的是美化那唯一的罪责，我们自己的罪责。不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公’是'我们的公正’这几个字的连写德文“不公”一词为Ungerechtigkeit，“我们的公正”为unsere Gerechtigkeit。。只对我一个人适用的公正是暴力准则，是不公。社会不公这个名称只是无数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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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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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一本表现派诗人的选集反映诗选《人类之黄昏》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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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他的国家共同体之外。 卡夫卡说：“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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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卡夫卡参观在护城河边的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那里展出了毕加索的画：立体派静物画，玫瑰色的大脚女人。 “这是位肆意变形的画家。”我这么评论说。 “我不这么认为，”卡夫卡说，“他只是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各种畸形而已。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照相可不骗人！”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一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家怀着惴惴不安的渴念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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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说，博士先生，这幅画是错的？” “我不想这样说。这画既对又错。只有一个方面是对的，至于它把局部宣布为全景则是错的。戴礼帽的胖男子骑在穷人的脖子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胖男子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完全对了。胖男子是在某特定的制度范围内统治究人的，但他并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不是制度的统治者。相反，胖男子也戴着画上没有画出的镣铐。这幅画是不完全的，因此不是好画。资本主义是一系列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向下、从下向上的依附关系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制约束缚。资本主义是世界和录魂的一种状况。” “那么要是您来画，您将如何描画它？” 卡夫卡耸耸肩，忧伤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原本不是画家。我们不能静止地描绘事物。我们总是看见各种事物在流动、运动、变化。我们是小说家。” 这时进来一个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离开办公室后，我想继续谈论刚才已经开始的十分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却说：“不谈这个了。一个小说家不能谈论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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