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被问道，为什么我，一个诗人，有明确的使命，偏要从事于空谈；就是说，写一些只有在即兴方式中才能被理解的事物，从不讲究精确度。我也为此而责备自己，并自慰于这个事实，即至今为止，我没有写过什么谀词来巴结当代任何政治家——虽然我曾经不止一次花时间搞过一些也许同样无用的计划。但是，目前我所做的一切也不是没有作用的，至少对我来说。我正在检查，在我滑入社会主题的倾向后面，有什么隐秘的动机。
世界，存在，可以设想为一场悲剧，但是不幸，那个观点不再是我们的专长。悲剧是庄重的，神圣的，而今天我们却时刻忙于应付畸形的幽默，荒唐的罪恶，可怕的德行。我们大家（不管愿意不愿意）所参与的沉闷无趣的古怪行为（因为这些古怪行为就是大写的历史），似乎命令我们把灰尘撒在我们的头上，象约伯一样哭泣①——但是我们的约伯却为自己的命运，同时为他人的命运捧腹大笑。每台打开的电视，每张拿在手中的报纸，都引起了怜悯和恐怖，但却是可笑的怜悯，可笑的恐怖。我也不例外：例如，我听说某个极权国家的警察逮捕了一大串人，却装扮成医生和护士，还把他们的警车漆上红十字，好看起来像救护车，这时我虽然同情恐怖的牺牲者，却忍不住让讥讽的痉挛扭歪我的脸。那些被逮捕者给打得昏死过去，然后被“护士”们用担架抬走。正如屡见不鲜的情况，现实的梦魇般的不合理已经剥夺了讽刺家们最大胆的幻想。本世纪的全部风格正是试图与这种令人沮丧而又滑稽可笑的可憎事物并驾齐驱，这一点可以在素描、绘画、戏剧、诗歌、荒诞派风格中，在我们对自己和人类环境的猛烈而辛辣的嘲弄中感觉到。
这种风格结合着一切事物：人在宇宙中的孤独，他从一个与上帝相关的空间被剥夺了想象力；整个星球表面所发生的事件的图象（这些图象在不断向我们轰击）；对物质的新摩尼教徒式的憎恨；普罗米修斯式的以人类苦难的名义进行的反抗终于烟消云散，因为没有对象。这些乱七八糟的配料有助于构成一种以矛盾心态为特征的风格，几乎每部可以同样有效地即被解释为抽象的绝望，又被解释为投向人对人的残忍、投向邪恶社会的诅咒。
我不喜欢荒诞派的风格，不希望采用它而对它表示敬意，即使我相信它来源于抗议。黑色的面临大难的幽默实无异于承认完全无能；嘲弄早就是被凌辱者、被压迫者、奴隶们的唯一报复手段。虽然今天的感受力已经钝化，以致没有大木偶剧院②的恶作剧来刺激，我们的声音就没有一个人听得见，但是对风尚的轻蔑整个来说，使我无法作出任何让步。可能我对于秩序的需要特别大，或许我的趣味是古典式的，或许我的习惯是一个受过天主教熏陶的讲礼貌的质朴少年的习惯。不过，我认为，就我需要秩序、不愿扮鬼脸响应荒诞派而论，我还是相当正常的，只是我比别人更不为自己的内心要求感到惭愧。
我不喜欢荒诞派的风格，但也不喜欢天人的秩序，它意味着屈从于盲目的必然性，屈从于万有引力，不喜欢那同意义相对立、从而违反我的心意的一切。作为血肉之躯，我是那种秩序的一部分，但这不是我所同意的。而且，我以绝对的冷静坚持，虽然今天我们的想象力还不能涉及生存分成天堂、人间和地狱三界，但是这种三分法是不可避免的。人在内心自相矛盾，因为他处于中间。某些天主教徒（希望通过收买求得不信教者的皈依）关于世界之善行的说法，在我听来，不过是一篇童话。相反，我倒确实同意西蒙娜·薇依说，魔鬼并没有凭空承受“今世君主”这个称号。当然，以数理必然性控制物质的因果关系，并不使我们有权利谩骂上帝或者任何叫做生存之基础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暂时把我们的人性置于一旁，把我们对于人的价值观念抛到脑后，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既不好也不坏，这些范畴不能用到蝴蝶或螃蟹的生活中去。但是，我们谈到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在一切活物中间所特有的要求时。那就当别论了。那时，不偏不倚的决定论具有穷凶极恶的特征，我们有权设想，上帝已把宇宙出租给魔鬼，魔鬼在《约伯记》中乃是耶和华的一个儿子。“我们同世界、众生和魔鬼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西班牙神秘主义者的发明物，而是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发生在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冷漠的必然性之间。我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蝴蝶和螃蟹的亲属，我又是“人间精灵”（它可不善）的仆人。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魔鬼，因为天然的秩序不会为任何人所抵触。既然它被抵触了，它的统治者，撒旦，“人间精灵”，自然的创造者，就会同人身上为人的灵魂奉献为神圣的一切进行斗争。只有同上帝订立圣约，才能使人摆脱、或者不如说试图摆脱约束天地万物的永久不变的规律的罗网。
因此，坦白地说，以我悲观的态度评价生活，因为它主要是由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所构成，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没有病痛地活过一天，就应当认为自己十分幸福了。“今世君主”也就是“谎言的君主”和“黑暗的君主”。关于暗与光斗、恶与善斗的古代伊朗神话非常投合我的胃口。那么，什么是光呢？就是人身上反对天然成分的神圣成分——换言之，就是不同意“无意义”、寻求意义、嫁接在黑暗之上象一根高贵的嫩枝嫁接在野树之上、只有在人身上并通过人长得更大更壮的理解力。
意识，理解力，光，皈依，对善的爱——这些微妙的区别不是我所关心的；我们有某种本领使我们与众不同，成为这个世界的闯入者，不能与螃蟹、雀鸟、动物相通的孤独生物，对我来说，也就够了。根据基督教最初几世纪流行、后来被忘却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撒旦所以造反，是因为上帝命令他这个长子向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人致敬。从此，撒旦的一切行动只有一个目的，这是同被捧得如此不公平的弟弟相匹敌。或者，提供一个多少不同的异文，在我们和自然之间便产生了敌意。
我们不能赤裸裸地生活。我们必须用一层思维产物、我们日新月异的哲学、诗歌、艺术风格的茧壳不断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们把意义投入那些与意义相对立的事物里面；那种不停地劳动，那种纺织是我们最富于人性的活动。因为我们祖先所纺的线并没有消失，它们被保存下来；在生物中间，只有我们有一个历史，我们活动在一个庞大的交织着现在与过去的迷宫中。那个迷宫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因为它是反自然的。死亡是一种屈辱，因为它把我们从文字、音响、线条和色彩的结构拖开，从我们的反自然的自由之一切表现形式拖开，把我们置于必然性的支配之下，把我们贬入停滞不动、生得无意义、死得也无意义的境地。
正是这样，但是今天加害于我们的荒诞事物，首先就是人的作品。文明并没有满足我们对于秩序、对于清晰透明结构、最后对于我们本能地理解为“事物之合宜”的一切的需要。生存斗争的残酷性并没有在文明中被防止。文明是晦暗的，机械的，从属于最原始的决定因素，并使我们屈从它，以致把我们都碾平了，因此文明并没有接近、反倒退离了两千多年来为哲学家们所规定的、最终适合于人的共和国的种种模式。其所以发生那种情况，是因为我们每人身上都有的二元性事实上为文明加剧了。魔鬼卓越地利用了工业技术，以便深入我们的堡垒内部，操纵我们的机制；就是说，一切非人事物的决定论和惰性把人身上的神圣部分也拖垮了。
我的许多同代人认为，魔鬼就是有创造力的冷淡的逻辑头脑，也就是把我们日益抬高而又压倒的技术文明的创造者。为了那个理由，许多人拥护以自然物反抗人工物、以个人反抗集体的本能和直觉。诚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凭借书本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把一切事物化为因果机制——枯燥无味，缺乏信仰，对善恶无动于衷——这种人经常是邪恶精灵的同义语。这个形象由漫画、影片和电视保持着，里面一个恶棍，一个穿着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罪犯，被他的实验室变得无所不能。然而，我却认为，我们所以不幸，其责任不应由智力来承担，而是因为智力还没有开化，还不够合乎理性，脱离了我们的那些天赋——对神的皈顺或对价值的依附，不论叫什么名字——它们应当是同智力分不开的。我不是理性主义者的朋友，不论是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后继者。但是，如果今天反对不具人格的、压抑性的、非人的知识的人们热衷于引证威廉·布莱克，那么我所以赞成他们，仅仅因为我在布莱克身上发现某种东西，不同于他们所发现的。使布莱克感到压抑的智力，为了物质的固定规律抛弃了冲动，为了惯性抛弃了上升运动。牛顿的物理学使布莱克毛骨悚然，因为他把它看作一种屈服的宣言，要我们屈服于现存事物；既然事物就是它们现存的样子，在物质方面就没有什么选择可言。
在现代，伟大的形而上的思考曾经试图赋予历史以意义。那就是说，我们作为外人、闯入者面临一个不知善恶为何物的世界；我们的神性是软弱的，被囚禁在肉体中，受制于时间与死亡；那么让我们的迷宫别再扩大了，让我们的规律（产生于我们以应有事物的名义向世界提出的挑战中）建立起来吧。我们的生存像螃蟹和蝴蝶的生存一样，如果一代一代传下来，对于正义和秩序的纯人性需要有所增长的话，而且这还使我们可以设想实现人性的那一顷刻。稀奇古怪的错位和更替已经发生在那种试图的过程中。上帝变成了一个恶毒的残忍的创物主，暴君宙斯，暴君耶和华，因为他是同我们不相容、使我们不满意的自然之神；许多人曾经以一个神圣的英雄、一个人类领袖、即反叛者普罗米修斯、魔王（他常以基督的面容出现）来同那个神相对抗，象浪漫主义诗人们所做的那样。后来，任何希望看见历史在运动并指向一个目标的人，都得用无神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然而，这个变化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免除一点任何利害攸关的最后关头所发生的传统暴力。
这一些都应当说清楚，以免我被怀疑具有活动分子的本能，这些本能其实在我身上很微弱。社会性和政治性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既然我们无从防御它们之外的时间和毁灭。几代人织成的迷宫是如此辉煌，如此有趣，就在里面漫游一番也给人很大乐趣，我因此并不责备人们那么沉湎于书籍或博物馆。何况还有艺术的制作，它在不断给人的自由注入新生命。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那整个人道主义的空间如不从停滞的形式发展到新形式从而受到激励，它就会枯萎以至消亡；尽管由于规律（我这里且不提它），新事物总是同社会性和政治性连在一起，虽然有时是以非常迂回的方式。
我们的时代曾经被公正地称为新的宗教战争的时代。如果共产主义革命不是来源于形而上学，这是说，如果它不曾试图通过行动赋予历史以意义，那句话就讲不通了。把人从对市场的屈从中解放出来，无非是把他从自然的威力中解放出来，因为市场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的残酷性在人类社会的一种延伸。两个阵营（市场拥护者和革命者）所使用的标语口号，因此具有一种与其乍见之下的样子完全相反的面貌。革命的敌人喜欢装扮成一种为无神论者所威胁的宗教的捍卫者，而无神论者则把他们作为一个低级的神、宙斯、耶和华的牧师来憎恨，否则认为他们就是践踏人身上的神圣冲动的魔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同自然相对的历史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因此是同现代人的新摩尼教徒式的激烈性格相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会发挥它对于最积极的头脑所具有的近乎魔力的吸引力，也不会成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了。
只有在看来似乎仅仅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事物中认识到一个形而上学的核心，那时才能估量落在我们身上的灾祸究竟有多大。满怀希望的思想进入了行动，又回到思想，但却丧失了希望。对于历史意义的信心的崩溃，作为既是胜利又是失败的革命的结果，诚然只使欧洲和北美惴惴不安，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我们既不能够也不十分希望分享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的希望，因为我们心照不宣地、也许相当错误地认为，那不过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一种模式的重复。
革命意图的本质是很容易忽略的，因为它通常为感情用事的、说教的口号所蒙蔽。要发生的一切不得不发生，也是很容易的。马克思主义要反对魔鬼，但又让它从主义的漏洞中溜了进来。这就是说，由于它的科学抱负，马克思主义颂扬必然性，据说它是人类自由的产婆。正是这样， 恐怖便获得一个具有邪恶造物主所有标志的“世界精神”的认可。这对于任何美好的明天都不是一个太友好的祝福。这样，在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里，“谎言君主”的演出便使他以往的业绩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应当忘记，我们回顾起来，总倾向于给事件添上比其实际具有更有发展余地的逻辑。
我们今天坠入了什么样的陷阱呢？我的童年由两批事件表明了特征，我认为它们的意义不止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其一是俄国革命及其种种后果。其二是美国化的先兆，“老兄”基顿和马丽·皮克福德的影片，福特牌汽车。现在，美国化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是无疑的了；美国化意味着不仅低于人、不仅超过人淹没人、更重要的是被人感到既低于又超过他的意志的诸力量的产物。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人要求禁物所应得的一种惩罚。上帝越是遗弃了空间，此时此地用我们的双手建造上帝王国的梦想便变得越是强烈，不过这个梦想却注定人要过一种赚了就花的生活。好吧，为什么应当是另一种方式呢？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双重性受不受得住一种静态的现实，我们如果被禁止超越那个现实、超越我们的天性，我们会不会发疯，或者用精神病学者的语言，会不会被过量的“问题”压抑。很有可能，我们只有试图跳出我们自己的皮肤，在不时取得成功的希望中，才是健康的。
在我听说的一切种，冒出了一点至少于我重要的东西。我在关于象征希腊思想的圆圈的宗教史中所读到的，其中似乎有不少真理。一个圆圈无始无终，在它的周线上“过去式”流入“现代式”，又回到了“过去式”。犹太思想则恰巧相反，它可以用箭的符号来表示。那支箭的射程是：同上帝的圣约，选民们世世代代的历程，弥赛亚的诺言。这一点由基督教所继承，它也是世俗救世主梦想的来源。甚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的无聊概念，也曾引起过我们今天觉得可笑的期望，例如在波列斯瓦夫·普鲁特的小说《玩偶》中，就说发明一种比空气还轻的金属，可以保证天下太平，人人幸福。对我来说，这都是些私事。我所受的教育，一种不限于学校的教育，把我永远置于箭的符号之下。但是，在我目前所在的美国，在文明的这一侧面，人人必须设法应付他的境遇，一只陷在琥珀中的苍蝇的境遇。他被那无力坚持方向、开始采取一个圆形形式的一切所包围。星际旅行不见得能保证我们进入另一个人性的尺度，也许只有关于飞碟的传说，通过同来自遥远星球的小绿人相接触，才为我们对于完全不同事物的渴望提供一个出口。头脑或者举动反常，以毁灭、灾变、启示的幻象为乐，（在这方面，美国知识分子使人联想起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欧洲同行们），或者以不和谐中一个循环往复的宇宙和谐而自慰。也许圆圈并不是关于时空的希腊思想的确切表现，但是希腊和印度的某种亲属关系，还有目前对于东方智慧的兴趣，可能是我们对于上升运动的想象受到束缚的结果。
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由于其全部发展，它的动力是自助、无计划的运动，始终相当欠缺历史的想象力——昨天和明天同今天一个样，略好略坏而已，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影片中，古代罗马人和3000年的宇航员在面貌和行动上都同肯特基的青少年差不多。想象力有一个自然主义的方向——人，永远一样，永远在一样的动力和需要的摆不下，面对一个永远一样的自然。商业广告很容易落入这个窠臼，并使它有所加固。广告求助于“永远富于人性”事物的生理方面：性；食物的摄取（令人垂涎的鲜美菜肴）；排泄（和胃的药丸，揩起来舒适的便纸）；臭气（漱口水、除臭剂）。
我并不赞成流行文学、艺术和广告提供给我的哲学主张。我在街头遇见的男男女女都感到为他们的皮肤的边界所封闭，但事实上他们是敏感的接受器，它的精神和肉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颤动着，因为它们被固定在一个特殊的高度上。每个人在自己内部载有一大批灵魂，我要说，还有一大批肉体，但只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肉体受他们支配，其他一切仍然没有解放。通过改变文明，时间会不断解放人身上的新的灵魂和肉体，因此时间并不是一条吞噬自己的尾巴的长蛇，虽然普通男女并不知道这一点。很久以前，我走在一条波兰的村路上，看见几只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不免沉思起来。附近就有一条流过赤杨林的可爱的小河，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小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答道：“哼，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译注：
①“把灰尘撒在头上，”表示悲哀，见《旧约·撒母耳记下》。
②原文为法语，指巴黎的恐怖荒谬剧院。
*摘自《桔黄色旅行中的奇妙瞬间——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东欧卷》，p63-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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