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论穆旦的诗

论穆旦的诗

文/王佐良

    一想起穆旦，我就想起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昆明。那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同是从北方来的流亡学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但那时他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其一是他是从长沙步行一千多公里来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参加远征军去缅甸，又从那里撤退到印度。他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但终于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历来爱做的事——写诗。
　　
　　早在北方，当他还是少年，穆旦就已开始写诗，写的大部分是雪莱式的抒情诗。战争使他兴奋，也是他沉思。他的笔下多了老百姓的痛苦，这在《赞美》一诗里就已明显：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此诗写于１９４１年，内容是战时中国农民的痛苦和坚韧，形式上也有特点：每行都很长，自由奔放，每节都以“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这个复句给了全诗一种秩序，也是意义的重点所在。
　　
　　当然，他还有别的意境，方式也有所不同。他能写得很有声色光影之美，例如：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这最后一行是有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忧伤和希望的。
　　
　　他也能写暴力，如在《五月》里：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欢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这是充满现代意识的诗行，然而又伴随着历史感，奇异的形象（“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出人意料的拚合（“绝望后的快乐”），短短几行，写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
　　
　　也是在《五月》里，出现一种奇异的对照：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感伤性的旧的爱情场面被当代政治压倒了，当中的工业性形象（“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和典型化的人物（“谋害者”）宛如Ｗ•Ｈ•奥登的诗。奥登和艾略特正是那些年代里被穆旦和其他昆明诗人热切地读着的外国诗人。
　　
　　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即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受到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而且他们身边还有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老师威廉•燕卜荪。这位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开了一门课，叫做“当代诗歌”。他不讲自己的诗，他的学生当中能够读懂他那结合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诗的人也不多。但是通过教学和他的为人，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他们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当时新月派诗的盛时已过，他们也不喜欢那种缺乏生气的后浪漫主义诗风——因此当燕卜荪在课堂上教他们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奥登的《西班牙》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新的题材和技巧！但是战局在恶转，物价在腾飞，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庇护艺术的象牙塔。他们倒是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了。
　　
　　对于穆旦，现代主义的重要性在与它多少能看到表面现象以下，因此而有一种深刻性和复杂性。从１９４２年起，他开始写得不同，常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爱情诗，后来也罕见。穆旦在中国诗歌的不断滚流里抓住了另一个绝对完美的一瞬间了。
　　
　　这也是他的语言的胜利。他避用陈词滥调，但是对普通白话也作了一番修剪，去其罗嗦而保其纯朴，炼出了一种明亮的、灵活的、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情绪的语言。词汇是简单的，但它们的配合则不寻常，形象更常令人惊讶——“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等等。有时他的诗不能一读就懂，那只是因为他所表达的不是思想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过程。有时他显得不那么流畅，那也只是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涩。由于这一切，他的风格是新鲜的，活泼的，常带戏剧性，有它独特的韵味。
　　
　　他注重创作实践，对于理论家们不甚理会，自己也没有谈过诗学。人们可能有一个初步印象：他过分倾向艾略特和奥登的写法了，特别是奥登——可是在三十年代哪个青年能不喜欢作为欧洲反法西斯文学前卫的奥登呢？只不过奥登有时显得故作姿态，而在穆旦身上人们只见一种高雅、一种纯真，它们是绝不允许摆弄任何姿态的。毕竟，他的身子骨里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即使他竭力避开它的影响，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读物，家庭，朋友等等——渗透了过来。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明显地表露于他诗段结构的完整，格律的严谨，语言的精粹。
　　
　　这也就是说，在穆旦身上有几种因素在聚合。虽然他已写了不少好诗，人们期待他写得更好。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发展潜力的诗人之一。然而生活环境却变得不能忍受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却发现自己处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三十诞辰有感》）。他“想要走，走出这曲折的地方”，于是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学了俄语，学到能译普希金的程度。五十年代之初，他回到中国大陆，看到当时诗坛的情况，感到自己过去的写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潜心于诗的翻译。政治运动冲击了他，而且时间比别人早。身处逆境，他却更加坚韧地偷空翻译，多少年过去，他终于成为新中国最有成就的诗歌翻译家之一，译了普希金、雪莱、济慈、叶芝、艾略特、奥登，最后还把拜伦的《唐璜》全部译了过来，译文的流畅、风趣和讽刺笔法与原作相称，以至我们今天如提中国译诗的突出成就，名单上少不了它。
　　
　　朋友们有点放心了，但不免想问：他自己的诗创作又怎样？难道他的诗才的源泉就真的干枯了？
　　
　　当然没有。事实上，他的译诗之所以出色，正因为他把全部的诗才投了进去。此外，他并没有完全断绝写诗。１９７６年左右，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他的手写稿，上面有《智慧之歌》、《秋》、《冬》等诗。
　　
　　三首都是好诗。经过了三十年的沉默，他的诗并未失去过去的光彩。语言的精练，形式的严谨，都不减当年，只是情绪不同了——沉静，深思，带点忧郁，偶然有发自灵魂的痛叫声。《智慧之歌》中就有沉痛的一问：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秋》有秋天的宁静，不过到了末尾“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等到《冬》真的来到，它的情调是哀歌式的，其第１部分起迄两段是这样的：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但是他没有能够尝到“感情的热流”所能给的“温暖”。１９７６年初，他从自行车上摔下，腿部骨折了。１９７７年２月，在接受伤腿手术前夕，他突然又心肌梗塞。一个才华绝世的诗人就这样过早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