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灯下漫笔（一）》赏析

灯下漫笔（一）

文｜鲁迅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 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 “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 “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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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

⑴漫笔：不拘形式随手写出的文章。

⑵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自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即成为实际上北洋军阀的首领。由于他拥有反动武装，并且勾结帝国主义，又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他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窃夺了国家的政权，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一个北洋政府；后又于1913年10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更于1916年1月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反对帝制，得到各省响应，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6月6日死于北京。

⑶蔡松坡（1882—1916）：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加以监视。1915年他潜离北京，同年12月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⑷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当时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

⑸关于元朝的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据冯承钧译文）当时汉人的地位和奴隶相等。

⑹《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垫用的初级历史读物，上起盘古，下迄明弘光。全为四言韵语。《历代纪元编》，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纪元总载，中卷纪元甲子表，下卷纪元编韵。是中国历史的干支年表。

⑺“三千余年古国古”：语出清代黄遵宪《出军歌》：“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⑻五胡十六国：公元304年至439年间，我国匈奴、羯、鲜卑、氏、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和西蜀立国，计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加上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共十六国，史称“五胡十六国”。

⑼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唐乾符二年（875）参加王仙芝的起义。王仙芝阵亡后，被推为领袖，破洛阳，入潼关，广明一年（880）据长安，称大齐皇帝。后因内部分裂，为沙陀国李克用所败，中和四年（884）在泰山虎狼谷被围自杀。黄巢和张献忠一样，旧史书中都有关于他们滥杀的记载。

⑽五代：即公元907年至960年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

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指夏桀。

⑿“一治一乱”：语见《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⒀“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语出《汉书·王莽传赞》：“圣王之驱除云尔。”唐代颜师古注：“言驱逐蠲除以待圣人也。”

作品赏析

《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

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中国古代一贯以现银为货币，无论是白银黄金，还是银元铜钱，都那么沉重累赘，不便携带。民国初年由国家银行发行钞票，交换价值不变，携带与使用却大为便利，从此，人们都爱用钞票而少用银元。但由于政治上风云突变，又出现钞票贬值，银元和现银吃香的风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价将中交票兑换成现银。这本来是一大损失，但作者却沾沾自喜，“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因为腰中又有了银钱可以度日。

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风波，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叠起奇峰，别开生面。

在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中，奴隶和劳动者向来是会说话的工具，或者是专为战争与服劳役的动物，丝毫没有实现过人的价值。“将人不当人”，本来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对待奴隶、农民和工人的行为准则，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甚至还产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这就说明人的价值更低于牛马，不如猪狗了。换言之，如果人的价值等于牛马这就成了应该心悦诚服，讴歌恭颂的太平盛世了。

剖析历史，鲁迅得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明确结论，又进而指出，更有的时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马猪狗，轻若草芥，贱似沙虫，专供屠戮蹂躏，奸污虐杀，想做驯服的奴隶都不可得。

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于是，便“万姓胪欢”，天下太平，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尖锐的阶级矛盾潜伏在内部，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劳役赋税的苛重，奴隶规则又被破坏，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民铤而走险，于是，兵荒马乱、流血争斗的乱世又出现了。“一治一乱”，反复循环，历史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局面。那些领头“作乱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并不能实现他们替天行道，解民倒悬，甚至建立平等天国的理想，而只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就是鲁迅说的 “给‘主子’清道辟路”，为日后的“圣天子” 的统治驱除顽敌，扫清障碍。

鲁迅批驳了封建史学家和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者们对历史的歪曲和涂饰，一针见血地揭出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阶级对立的历史真象。他满怀悲愤地分析了中国老百姓的艰危处境：“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当强盗来时，认为他们是官府的顺民，当然该被杀掠，而官兵一到，又以“从逆”“附匪”的罪名来杀良邀功，可见顺民的处境是何等的两难与悲惨!

缺乏反抗性的人们希望有主子拿他们做百姓，甚至当牛马，只要能让他们“自己寻草吃”，这就是企盼出现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但在五胡乱华、天下分崩离析和农民大起义的时代，广大劳动者确实是想做奴隶而不可能得到。因为采取流寇主义流动作战的农民义军没有建立自己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而割据四方的诸候藩镇更是横征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这时，老百姓迫切盼望 “真命天子” 的出现，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来执行或新颁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因此，所谓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让奴隶或百姓能够喘息苏生，勉强维持生存的时代。

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那一时代? 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第三种时代。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热心复古”，说明他们都不满现状，向往恢复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军阀混战，富翁入租界，妇女进教堂，托庇于洋人的保护之下，则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顺民和奴隶了。神往于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说明当时又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许多人又在寻求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