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上帝没有死，他化身为金钱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曾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维罗纳大学、威尼斯高等建筑学院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欧洲研究生院等多所学院和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且影响深远，在国际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著述颇丰，包括《裸体》《渎神》《什么是装置》《论友爱》《教会与王国》《例外状态》《语言的圣礼》等涉及哲学、政治、文学和艺术的著作。

本文系对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做的一次采访，采访中他谈到了经济危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参看本雅明）、历史在欧洲文化认同中扮演的角色、“生命政治”、“例外状态”以及当代艺术的命运（博物馆和商品化的两难处境）。

上帝没有死，他化身为金钱

采访者｜Peppe Savà

受访者｜阿甘本

译｜赵超

提问：蒙蒂政府正在启动危机和紧急状态，并且掌权者宣称这是应对金融危机和政治丑闻（指蒙蒂前任贝卢斯科尼的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唯一解决办法。蒙蒂的选择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抑或正好相反，会成为遏制自由民主的极好借口？

阿甘本：近来，人们已经不再将“危机”和“经济”这些词当做概念使用了，这些词已经成为增加税收、敦促人们一心一意地接受限制措施和手段的命令。在今天，“危机”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我认为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所谓的“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实质上“危机”不过是我们时代资本主义运作的日常表现。正在运行的资本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合理之处。为了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解释瓦尔特·本雅明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即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宗教，而且由于它既不确立真理也不指向救赎，它是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无情、最非理性的宗教。以资本主义之名，我们虔诚地礼拜，礼拜的仪式是劳动，而礼拜的对象是金钱。上帝并没有死去，他化身为金钱。银行——以及旗下的螺丝钉和专家们——取代了教会及其牧师，通过操控信贷（其中甚至包括对国家的信贷，国家如此轻率地放弃了它的主权），对信仰的操纵和管控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在延续。前不久一份全国性报纸头版的新闻标题是：“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这简直是对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的说法的最好佐证。“拯救”是一个宗教概念，“不惜一切代价”又意味着什么？难道包括牺牲人生命的代价？只有在宗教的立场上（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伪宗教的立场）才能说出如此荒谬和非人道的话。

提问：关于当下威胁着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危机，我们是否应当将其看做整体的现代性危机？

阿甘本：当前影响着欧洲的危机，并非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是一个经济问题，这首先是我们与过去关系的危机。关于过去的知识是我们抵达当下的唯一路径。对于大家来说，或者至少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我们对当下的理解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质询过去。我特别强调“我们欧洲人”，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既然现在我们不能从政治、宗教或者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欧洲的话，那么欧洲这个词就只关涉到这一事实，即欧洲人（例如，与我们不同的亚洲人和美洲人，对于他们，过去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只能通过面对过去总结自己的历史，才能抵达他们的真理。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物和传统的遗产，也不仅仅是记忆或知识的传承，而首先是欧洲人在人类学意义上的重要构成，我们只能通过考察过去而抵达当下。欧洲国家与它们城市（从这个视角看，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关系，是其典范）、与它们艺术作品、与它们美丽风景等之间的特别关系，与保存多大价值的物无关，而是与保存外在的和可用的物有关：这是真正的欧洲现实之问题，即能否存续下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投机者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在用混凝土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车在摧毁意大利乡村的同时，也在毁灭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原因。类似于“文化商品”这样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个概念意味着选取特定的商品而排除其他，被选择的商品在经济上必须是可剥削和可出售的，就好像我们能够拆解并出售自己的身份一样。许多年前，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新生欧洲的一位高级官员，亚历山大·科耶夫认为，我们这些智人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只有两条选择：要么抵达后历史的动物性（例如美国式的生活），要么继续势利地玩弄不再有任何历史意义的茶道（例如日本）。一边是在整体上再次动物化的美国，另一边是通过抛弃所有历史内容而继续保持人性的日本，欧洲有能力在历史终结之后，在这两者之外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一种保持人性和活力的文化，这是因为欧洲能够在总体上面对自己的历史，进而从中汲取走向新生的力量。

提问：您最著名的作品《牲人》是关于政治权力与赤裸生命关系的研究，并揭示了二者所共同面对的困难。那么在这两极之间，可能性的中介是否具有何种意义？

阿甘本：我的研究表明，主权起源于对赤裸生命（在古希腊家庭内的生物性生命）和政治生命（在城邦里）的区分（这种区分基于亚里士多德，即zoe和bios，前者是生物性生命，而后者则是一种特有的人类生命——译按）。赤裸生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并且同时被政治所包纳和捕获：在这个意义上，赤裸生命是否定权力的基础。这一分离在现代生命政治中达到顶峰。直到20世纪的极权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权力（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在最终的清算中决定，哪些属于人类生命，而哪些又不属于。为了反对这一观点，我们所要做的正是去设想一种生命形式的政治（a politics of vital forms），这也就意味着不再将生命与其形式相分离，不再有赤裸生命。

提问：委婉地说，普通人所面对政治时，往往会产生无聊感。这种状况是与意大利的特殊情况有关，还是不可避免的？

阿甘本：我认为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现象，这一现象超越了公民与权力之间的觉醒与互相猜疑关系，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我们习惯性联想到的关于政治的范畴正在发生彻底的转变。世界权力的新秩序基于自许为民主的统治模式，但这与雅典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从权力的角度看，这一统治模式更加经济、高效，这一点由如下事实得到证实：直到最近依然是独裁统治的政权也采纳了这一统治模式。相比永远用暴力手段来实施决策，这一统治模式更容易通过媒体和电视来操纵人们的意见。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政治模式——民族国家、主权、民主参与、政党、国际法——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些仍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不过是空洞的形式，而当代政治所设定的基础则是一种“经济”的形式，即一个管理人和物的政府。因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基于我们之前关于“政治生命”所定义的原则，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否则我们将陷入一团迷雾之中。

提问：你曾将例外状态与主权概念链接在一起，这种例外状态似乎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的特点，但公民们在面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时仍然感到失落，是否有可能削弱这种感觉？

阿甘本：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例外状态里，例外已经成为常规秩序；对于经济来说，危机是正常状态。以往我们认为例外状态应当及时受到限制，但这已经被今天的日常统治秩序所取代了，而这种统治秩序将自己称作民主的。很少有人意识到，911之后所宣布的安全法规（这些法规自沉重年代[Years of Lead，在意大利，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动乱和恐怖主义层出不穷，故而得名——译按]以来就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了）比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法规还要恶劣。而纳粹统治下反人类的罪行之所以能成为可能，事实上正在于希特勒掌权并宣布不再将有例外状态。但无论如何，希特勒也没有当代国家所使用的那些控制手段（生理数据、监控摄像头、手机、信用卡）。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国家将每一个公民当成潜在的恐怖分子。这只能导致民主政治参与的削弱和缩减。一个将广场和街道布满了摄像头的城市无法被称作公共场所，这不过是一个监狱。

提问：很多人认为那些研究政治权力本质的学者，例如你，拥有这样的能力。即这些学者能唤醒人们的希望，用一个陈词滥调的说法，未来比现在更好的希望，这是否可能？

阿甘本：对于思考来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没有太大用处。正如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正是绝望的情境赋予了我希望。”

提问：我能向你提一个关于你在西西里所做的演讲的问题吗？有人认为这场演讲是对于皮耶罗·古乔内、对于一个老朋友的致敬，也有人认为这场演说是对那些受困于挫败之中的当代艺术如何逃离所给出的建议。

阿甘本：我的演讲确实是对皮耶罗·古乔内以及西西里的致敬，西西里是个小城市，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画家在那里生活着。在那里艺术状态能得到生动的感触，对于理解我们刚才所谈论的关于危机与过去的联系，那里或许是最好的地方。唯一一个能让人生活在过去的地方就是当下，如果当下让人感受到过去的生活，那么博物馆和艺术就将成为问题之所，因为众所周知，博物馆和艺术提供的就是过去的图景。在一个不再希望与过去发生关联的社会里，艺术就陷入博物馆化与商品化的两难处境中。而由于我们当代艺术的博物馆也往往是荒谬之所，这两种窘况也就并驾齐驱了。杜尚可能是第一个发现艺术已经在这死胡同中被埋葬的人。杜尚通过“现成之物”（ready-made）发明了什么呢？他取来一些日常物品，例如一个尿壶，然后将其作为艺术品在博物馆展览。自然——在短暂的震惊后——我们无法将任何东西归于这个展品：这不是艺术作品，因为这不过是日常之物，不过是任何一个工业上产的对象，因为这里面不包含任何“创制”（poiesis），不包含任何生产。这背后也没有多少艺术家，除非是作为哲学家或者批评家或者如杜尚所说的“任何呼吸之人”，也就是一个活着的人。杜尚从未宣布过要去制造一件艺术作品，而是要清扫通往艺术之路，这条道路被博物馆和商品化所堵塞。正如你所知道的，而后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群人，这群聪明的投机者忙于将“现成之物”转化为艺术作品。所谓的当代艺术不是别的，正是不断重复杜尚的行为来填充博物馆，不过是市场机构推动下的商品流通，就像金钱一样，获得了完全的流动性。而他们也希望继续用非艺术产品和非艺术表演，来维系自己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这就是当代艺术的矛盾之所在：它废除艺术作品，然后将其贴上价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