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随笔十二则｜诗歌未被揭示的玩世主义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1945——），波兰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45年，扎加耶夫斯基生于波兰利沃夫（今属乌克兰），出生后即随全家迁居格维里策。1960年代成名，是新浪潮派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主要作品有《公报》、《肉铺》、《画布》、《炽烈的土地》、《欲望》、《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等。2004年，扎加耶夫斯基获得由美国《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随笔十二则

译｜李以亮   

在图书馆

　　我在一座大型图书馆里。我自一册济慈书信集里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身边的人，其他读者。他们主要是学生，男女都有。（因为我已经四十岁了，他们对于我就像是孩子；反过来，我在他们眼里就像一个老人，一个年长的市民。）  

　　女人们每隔一会儿就打开她们的梳妆粉盒，在小镜子里检查自己，像是要看看她们与文化的联系是否恶化了她们的脸色。图书馆位于巴黎；很多人都带有塑料瓶装的矿物质水——埃维昂，或沃维克，或维希——最后这种牌子有着与外国人的历史性联系。

　　学生们都埋头书本，从书中抄下长长的、没完没了的引语。笔记本的纸页在笔芯下开始卷曲，仿佛被火吞噬。诚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计算机的时代，但学生们还在将长长的引语转移到他们的笔记本上，就像他们还生活在中世纪。   

　　长长的引语。我从某个人的肩头看过去。“后现代主义。”“一种反讽的手法，怀疑在其中不落痕迹。”“对过去的一种悖论式态度。”或者，略有不同：“历史，作为主体和品味，语言与感性的无形独裁者，已经接管了欧洲的头脑，而它统治的标竿就是维柯，荷尔德林的友人黑格尔，和一个卤莽的科西嘉人，生在一个岛上，死在一个岛上（指拿破伦——译者）。”而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我看到下面的引语：“诗歌只活在语言中；诗的工作就是最卓越的语言的工作。我们无法想象一首诗超出语言的中介，就如我们无法在波士顿听到夜莺。语言不仅是诗的载体，就如自行车不仅是自行车的载体。”

　　还有以下的话，出现在另外的笔记本：“有产阶级不仅生产黄油和枪支，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精神的创作。最后，他们甚至准备好了生产对于自身的激烈批评；总之任何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包括对他们自身的冷嘲和蔑视。”

　　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充当了一个重要事件的见证人。观念，在书本里表达的观念，在这座图书馆里，与读者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观念，在书本里表达的观念！说起来，我也认识一些书的作者——我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遇见他们。我跟他们相熟（毕竟，我也写书）。这些人通常都很害羞，被怀疑消耗，经历了长长的沉默、沮丧、空虚的发作。当他们出现在某个国际会议的场合，在被要求发言时，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意见不太确定；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口吃，出错，推来推去不愿说话。他们期待着讨论，反应；无论何时遇到反对或批评时，他们都随时准备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富于弹性；今天说是，改天说不，第三天他们感觉到这就是完美的辩证法。

　　他们喜爱悖论，他们喜爱令他们的听众吃惊。当然，他们是在寻求真理，但是，如果在通向真理的路上，偶然遭遇什么醒目的悖论，他们就忘记了他们漫游的目标。他们将自己锁进研究，从大堆摇摆、易变的思想和印象里，作成一本本书，它们迅速就成为了某种最终的，无可挽回的东西。

　　然而，学生们对于那些刁难过作者的疑虑一无所知；就像中世纪的抄写员，学生们所做的，就是将作家的观点转移到折叠的作文笔记本上。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观念，随意、冒险、神经质地表达出来的观念，成了法律的象征。

　　我看着男女学生们如弓一般埋着的头。我看着快速移动、记录观点的铅笔、钢笔和圆珠笔。我看到学生们对于书本无限的信任。观念成了一座牢房。它们承担了法律的权力，如列宁颁布的命令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不是印刷物，而是黑色、蓝色的墨水摇动的景象，赋予了种种观念以超人的力量。

　　我看着学生们。我想着书籍和它们的作者。我是自由了。  

诗歌未被揭示的玩世主义  

　　内心世界，这诗的绝对王国，其特征即在于它的不可表达性。它就像空气，其中当然存在真理，张力，温差，但主要特征是它的透明。那么，如果不考虑其不可表达性，它要想尽一切表达自身，内心世界会做什么呢？它使用巧计。它假装对永恒现实感兴趣，呵，非常感兴趣。一个伟大的国家衰落？内心世界是狂喜的：有了客观目标！死亡出现在地平线？内心世界——它认为自身是不朽的——便激动地颤抖。战争？好得很。苦难？棒极了。树林？盛开的玫瑰？更好。现实？好极了。现实简直不可或缺；如果它不存在，那就不得不发明它。

　   诗歌试图欺骗现实；它假装认真地对待现实的烦恼。它故意摇头。哦，它说，又地震了。又不公正。洪水，革命。又有人到了老年。

　　诗歌害怕它的秘密被揭示。有一天现实注意到诗歌之心是冷漠的。诗歌根本没有心，只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只完美的耳朵。现实将突然明白，它只是诗歌取之不尽的隐喻的资源，而它会消失。诗歌将独自留在世界上，沉默，空虚，悲哀，不可传达。  

  

看门人  

  

　　当我从外面长时间散步回家的时候，看门人说我不再住在这里了。

　　“为什么？”我说，更多的是惊异而非惊骇。

　　“你存在得不够”，他回答道。

　　“你什么意思？”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继续说，“那些时时发作的悲哀，沉默，忧郁……它们毫无特点。”

　　“那么，你怎么样呢？”我大声说道。“你根本不存在。你所做的就是看看报纸体育版和电视。”

　　“没错，”看门人同意道，“神圣的真理。可惜我不必存在，我是一个看门人，一个观察者。”

　　“不，”我反驳说，“我是观察者。”

　　“你弄错了，我亲爱的先生，”他坚定地说。“不管怎样，这并不重要。我们都是在指望你美好地存在。”

　　“你的意思是我让你们失望？”

　　“最好的证据就是你不再住在这里了。”

　　的确，我注意到，就在那一刻，新的某人正住进我的公寓。

　　当我们彼此经过的时候，我恶毒地低声说道：“好吧，你不会在这里待多久的。”  

  

文学的两个缺陷  

  

　　1. 当作家心里只有他自己、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生活时，他就忘记了客观世界的存在，忘记了对真理的探求；

　　2. 当作家只为世界的真理、客观现实、正义、对人的评判、时代、习俗等等所独占时，他就忘记了自己、他的弱点、他的生活。  

  

关于神秘的讲座  

  

　　我们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苦难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而我们的确知道神秘是什么。  

  

热忱  

  

　　汉娜·阿伦特在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里，提到某个搞古典哲学的教授——在希特勒掌权时期——主动地，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翻译成了希腊语。  

  

*《霍斯特·威塞尔之歌》（the Horst Wessel song ）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威塞尔倒下了》，由戈培尔定为纳粹党歌，1934年后作为非正式的纳粹德国国歌。  

存在主义  

  

　　早年我着迷于存在主义。哦，是的，我想，我已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自由。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应该沉思死亡。我应该本真。树根是荒谬的。

　　哦，出言不慎的哲学家，现在我注意到，你甚至要剥夺那仅属于我私人的贫困，我的秘密。你要命名、划分一半的处境和四分之一的情绪。你专业的笔挤进了所有的事物。哦，出言不慎、孤芳自赏的哲学家，转过来写写诗吧。  

世界已撕裂  

  

　　是的，我也喜欢这世界是整体一致的，精神生活的一面与平民的生活和谐地结合，反过来，后者与充满情感的生活结合，如此等等。但事情并非如此。精神生活，有着奇怪而迷人的方式，并不屈从于政治性的指令，或只是忍受伦理规则。思想是自由的。精神的生活可以是疯狂的，卤莽的，甚至是粗野的。然而，平民的准则所要求的是责任，谨慎和常识。我全心支持共和政体下的德行。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精神既不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混乱、无序是它的组成部分（正如纪律和形式也是——它不断地在这两极之间运动。）同样，不一致也可恶地存在于平民生活之中。无政府主义的，漠不关心的俏皮话似乎适合艺术，但在一个法官的办公室里，在一个部长的大脑里，或者在一个政府监管部门里，却是不合适的。

　　这世界已撕裂。双重性万岁！人应称赞那不可避免的东西。  

中欧  

  

　　他并不显眼，小个子，油光光的头发平平地梳向脑后，不待应允，就坐到了我的桌边。很显然他渴望谈话。为了谈话，他甚至可以拿出他的半辈子作交换。

　　“您从哪里来？”他问。

　　“波兰。”我说。

　　“啊，多么幸运，您是多么幸运的一个人！”他感叹道，并被一种独特的地中海式的热情压倒。“早上好！早晨万岁！黑色外套。纪念珠宝。关于一名士兵之死的出色的诗歌。这些我非常熟悉，非常熟悉。雾，胡茬，骑兵团。十字架。成千上万英勇的男子。小号曲，信号，哀乐。可爱，可爱。您是一个幸运的人！”

　　“为什么幸运？”

　　“力量。信念的力量。绝对的情感。道德的完美。一种未被都市疏离的文学。你们还没有经历那种让人担忧的分裂。那种半幻觉的状态，灵魂在其中仿佛气球充满孤芳自赏的氦。绝没有。你们不懂那种可怕的分离，灵魂的世界与勇敢、充满男性力量的世界之间，不可逆转的分离。

　　“在你们身上我总能感到，那种对于整一的渴望，结合了情感和勇气的希腊之梦。默认历史的失败和当下政治的不完美，反过来在通向纯粹精神的领域里获得快乐，同时在两个草地上采摘鲜花，一个内在的白色草地，另一个，绯红的草地，它在跟历史刺鼻的空气的联系中转暗。这不是更好吗？”

　　他长时间说着，不停称赞我的国家。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仅是这样的赞扬之词，已使他感到厌倦。一丝痛苦扭曲着他的脸。

　　“告诉我，”他说，并不真的指望我回应，也没有在他密集倾泻的独白里留下让我回答的空隙，“请告诉我，他们，你们的诗人，是否完全诚实？他们抱怨自己的祖国被剥夺，不是吗？他们真的诚实吗？难道没有一点伪善？还有他们自己的不幸，怀疑？厌倦？他们也说了一点谎，不是吗？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不是吗？”

　　我寻思着该如何回答，我想为我语言里的诗人们辩护。然而，在我想好回答之前，那小个子的人就从椅子上跳起，灵巧跃过对面的一个观光客，两张桌子。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点新的谈话内容。

　　“请问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布拉格。”

　　“啊，太好了。布拉格！巴洛克式的纵酒狂欢！布拉格，欧洲的腹部。有种令人惊讶的尖酸刻薄而富于活力的幽默感，谁也不知道它们源自哪里。”

　　如此等等。

　　我付了两份咖啡钱，离开了。  

  

我杀了希特勒  

  

　　为时已晚；我老了。我本想最后公开1937年夏天发生在黑兹城的事件。我杀了希特勒。

　　我是荷兰人，一个书籍装订工，如今退休多年了。30年代，我对欧洲当时可悲的政治发生了狂热的兴趣。但我妻子是犹太人，我的政治兴趣一点也谈不上专业。我决定亲自清除希特勒，以一个绘图员的精确，就像一个人装订一本图书。而我做到了。

　　我知道希特勒喜欢在夏天带一小班人马出行，实际上没有贴身保镖，我还知道，他习惯停留在一些小乡村，喜欢户外餐馆，就在椴树投下的树阴里。

　　赘言不述。我只想说我射杀了他并成功脱逃。

　　那是一个潮湿的星期天，暴风雨将临，蜜蜂都像喝醉了一样蹀躞而舞。

　　户外餐馆隐蔽在一些巨大的树下。地上铺盖了细细的沙砾。

　　天完全黑下来了，空气里有一股令人顿生困意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扣动了扳机。一只酒瓶被撂倒，白纸做的桌布迅速吸干了泼洒的液体，一道红色弥漫开来。

　　我迅速驾车逃开了，像一个魔鬼。但是没有谁追踪我。暴风雨来了，倾盆而下。

　　一路上我把枪扔进了一条长满荨麻的沟渠；我冲开二只白鹅，它们便开始可笑地蹒跚。

　　嗯，细节？

　　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我扯掉了假发，烧掉衣服，洗刷车子。

　　而一切归于零，因为第二天，另一个，毫厘不差的另一个，甚至比我杀掉的那个更残暴，取代了他的位置。

　　报纸从未提及这次谋杀。

　　一个人消失，另一个出现了。

　　那天的云全是乌黑的，空气像糖蜜一样粘稠。  

邪恶  

  

　　集权主义——因为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精心编排的、在历史上高度发达的邪恶——往往导致一种幻觉，以为最终它是可以理解的。不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那么着迷于那些讲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书籍吗？从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性分析。我们阅读它们，一心希望，这回我们终于可以抓住邪恶的本质。

　　所有智力的努力都导向简化邪恶的复杂形式，使之成为简单、不再复杂的东西。然而在我们似乎终于成功时，我们发现，问题的答案却再一次回避了我们。我们又像约伯一样无助。  

  

谋杀  

  

　　这事发生在德国：在七十年代早期，文学教师罗伯特和一个恐怖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受命杀掉 M，一个和他同龄的人。M，尽管还很年轻，作为一名保守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前程却一派光明，经常目空一切地谈论那些激进的左派。恐怖组织判处了他死刑。罗伯特受命在三个月内执行该判决。不堪其恐惧，罗伯特逃到了里斯本。他切断了和恐怖组织的一切联络，化了名，非常谨慎地生活着，翻译一些葡萄牙诗歌。他时刻提防着警察和他以前的那些朋友。

　　不管怎样吧，时光流逝，那个恐怖小组的几乎所有成员都遭到了逮捕，一个个消失或者死在了监狱里。政府宣布大赦像罗伯特这样的恐怖组织同情者。罗伯特回到了德国。他住在科隆。他做讲演，为电台工作，试着重新回到学校执教。一天，他遇见M，他仅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了解一点的人，然后他们成为朋友。M，一个似乎无可怀疑地将以学者身份度过其生涯的人，却已经离开了大学，领取失业救济，成天阅读那些神秘读物。当罗伯特问他，为何放弃那么稳定而又前程似锦的职业时，M回答说因为他不再相信什么，他也无法装着相信什么类似基因缺陷的东西，这种基因缺陷已出现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父系这边的世代中）。

　　几个月后，他们在市中心的位置，合租了一套大些的公寓。一年之后，罗伯特在一阵狂怒之下，杀了M。法庭上罗伯特声称他无法忍受M的咳嗽并且厌恶他步子沉沉地走路，厌恶他就餐时咂摸嘴巴，以及将面包顶在胸前切来切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