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留德博士诗论《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首次翻译出版

张枣留德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近日首次翻译出版。

张枣从一个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构造了一种个人的新诗史逻辑，梳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看，这部专著多少会有些“偏颇”，但它的光芒恰恰在这种“偏颇”里。张枣对高度提炼的诗人（鲁迅、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食指、北岛）、作品的评析解读，精妙见解层出不穷，显示诗人对审美现代性的卓异洞察，既拓宽我们对张枣诗学认识的边界，也为常规文学史补充一种视角。

这是一位内行人的新诗史，一个供我们反观张枣诗学理念的重要文本。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一种新的、前所未见的主体性的表达。这种主体性从文言文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自1917年以来在白话文中找到了新的文学媒介。不同于传统文言的文化守成主义，现代白话更具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借鉴外国语种——尤其是现代西语之优长。新诗人自觉且自信地利用白话汉语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状态。他们将这种开放理解为提升创作的历史机遇，在批判性地接受影响的同时努力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塑造新诗主体性，以及极具个性、独一无二的“抒情我”（ein lyrisches Ich）的形象。本论文一方面在共通的历史条件下，在被视为写作典范的诗人身上寻找其诗学理念、元诗意图，以及文本实践；另一方面，又结合他们各自的个性来理解和阐释这些作品。这两个层面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不能分割的白话文本生成过程的“原状态”的组成部分。在外来影响面前保持开放，实为新诗最重要的历史条件之一。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审视，可以确证，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的相遇要比迄今研究所认为的要广泛、大胆、持久和自觉得多。特别是波德莱尔以降的象征主义，历经法语文学的马拉美、瓦雷里，英语文学的叶芝、艾略特、奥登，德语的里尔克，俄语的勃洛克、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后续发展之后，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而上述作者——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是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诗人，正如本文即将展示的，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历代诗人的秘密的先师，吸引他们前赴后继——即以一种变形的形式，建立自己的诗的现代性。其中，“我”的塑造、审美的立场、关于语言和写作过程的元诗式的反思，都被导向一种新的创作模式。也是在此影响的背景之下，个人和集体开始踏上追寻诗的现代性的征程，以找到一种真实的表达“抒情我”的诗的可能性。这种追寻在白话诗中是持续性的。发掘这种持续性，并予以关注，对于中国新诗的本质的阐释可谓意义重大。迄今为止，由于文学批评惯常的流派划分，1949年前诗人之间的代际传承遭到了漠视。但只要我们将这种划分弃之不顾，转而以时间顺序重新排列诗人之间的代际关系，或将他们视为新诗现代性进程的先后接力者，其间的持续性便会凸显，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视角也会形成。所谓的持续性不一定意味着线性的进步，后一代写者也不一定超越前辈，甚至今不如昔也有可能。持续性更应理解为一种展开、反反复复的寻觅，探求新的可能性，将传统与实验、中文与外语、艺术自律与社会参与、主观性与超越个人的“我”之间的诗的不谐和音言说出来。通过文本特征，以及作者明确表达的诗学意图来证明这种持续性的存在，构成了第一章的研究内容。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这一标志并未出现在公认的首部白话诗集——胡适的《尝试集》中，而是鲁迅的《野草》。第二章致力于重新阐释这部作品，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并尝试将《野草》的生成解读为作者对生存危机的语言上的、象征主义的克服。《野草》将无言写成语言，而鲁迅对失去声音和自我——消极主体性的恐惧，虽然被理解为社会困境的镜像，在鲁迅的其余文体中也是以社会批判的笔调来处理，但到了《野草》集，却渗透着纯粹的诗性和元诗的审美，以及语言的幻景和希望。鲁迅将生存之难等同于写作和言说之难。为克服失语所进行的文字择拣和语词锤炼的过程被视为自我的重建，以修复在社会现实中受到伤害和分裂的精神主体。《野草》中的鲁迅如履薄冰地寻词造句，仿佛他命悬于此。凭借无与伦比的博学多才，他随意遣用现代西方文学的多种表现手段：赫尔墨斯主义、暗隐喻、消极性观念、语言的自我中心主义、不谐和音、梦境结构，等等，其中有很多都被纳入西方现代派的诗学范畴，正如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与米歇尔·汉伯格（Michael Hamburger）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鲁迅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小说艺术之父，同时还可被称作白话诗现代性的真正的奠基人，其论述将在第二章展开。不过，鲁迅唯有在《野草》阶段才遵循现实消融于语言的纯粹、绝对之诗的前提，其余时候他更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学工作者，也不必忍受进退维谷的痛苦：一方面深信现代的审美观念，另一方面却怀疑词是否真能改变世界。这里出现的矛盾往往通过重返传统基本价值理念得以和解或者消除。闻一多是第二代白话诗人中的典型范例，其诗学策略在于，化内心纠结为创作对象。他最好的诗在主题上包含了这种高度自觉的困境及语言克服的尝试。第三章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考察了闻一多的元诗意识，探究他如何随着生命的成长，迟至诗集《死水》问世，发现了双重“我”的诗性，并从中获得创造力的提升，将精神追求的对立冲突转变为诗歌写作，在社会内涵、时代批判与语言的考究、形式的整饬之间达到平衡。由此通过纯粹抒情诗的表达来针砭时弊，在不伤害自己的诗学信条的同时，还能产生美与诗意，以及他所追求的现代性。第四章阐发并重估梁宗岱作品及其象征主义诗学。时至今日，梁宗岱在中外学界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无疑是最为谙熟现代西方象征主义，在融汇中西诗学方面有着独特创见的中国诗人。梁还是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密友。当他还在巴黎留学，开展法语诗写作的年代，就与瓦雷里来往密切。梁利用这种便利，问疑解惑，偷师学艺，探讨古诗今译和他本人的诗歌问题，引起了瓦雷里的兴趣。1930年代初，梁宗岱回国，与其他诗人同行相比，他不仅关注波德莱尔、兰波和魏尔伦等早期法国象征派——其作品所塑造的现代社会内心分裂的抒情“我”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象征诗派的世界观和技巧，并激发他们勇于创新和实验——而且直至以瓦雷里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者，梁宗岱也尝试把握其整体发展脉络。他们的创作更复杂，也更均衡，“抒情我”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面目。以此为基础，梁宗岱考察象征主义的“我”与世界、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阐明“纯诗”、宇宙意识、灵感与创作，而在此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探究实验与传统的相互作用。梁希望是以如诗如画、优雅感性的笔调来写他的诗学文章，而不必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述，更不是罗曼语言文学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其实更像是一位诗歌写者的文学评论，类似于瓦雷里阐述他人作品的“作者诗学”，其主要的兴趣点不在于学理判定，而是以此来反观自己的创作。结合这一背景，这一章旨在澄清梁的诗学思想，对已有概念作出更为清晰的界定，并评估他为象征主义的本土化所做的贡献。正如迄今中国文学研究严重低估了1949年前的白话诗人对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接受，自闻一多以来的许多作家所做的融传统于新诗的努力也同样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梁宗岱等人从欧洲象征派大师那里了解到，激进的诗学实验并不一定与传统构成断裂，而是既承前启后，又自辟一个境界，也因此才有貌似悖谬的“古典主义先锋”之称。如何移传统之花，接现代之木，这正是新诗为了清除自身阻碍而必须学习借鉴之处。一些重要的诗人，其中包括卞之琳和冯至，认同梁宗岱的观点，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贯彻。由此而发，第五章将以这两位诗人作为第三代及第四代诗人的表率来进行示范性论证。需要分析的是，他们如何背离先前的极端主体性，转而实现一种更为成熟的、具“历史意识”的非个人创作。一方面，他们受到了艾略特（卞）和里尔克（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回到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关于一些诗歌概念的阐释，如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历史意识”，里尔克的“如其所是的述说”“变形”“咏物诗”等，他们寻找着与古典诗学和传统哲学的契合之处，如“无我之境”“情景交融”“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他们相信传统与实验、自身与陌生的相互作用，希望创造一种中西合璧的诗，其元诗意识既有世界性的开放，又有中国性的特质。卞之琳和冯至的写作不仅展现了他们各自诗艺的圆融，同时也预示白话文作为一种语言的成熟，足以承载众多诗人共同肩负的文学现代性的重任。然而，这种前途远大的对于“现代我”的真实表达的追寻在1949年后突然中断。诗歌不再建构真情实感的“抒情我”，创作过程也不再是主体的真实反思和发声尝试，而是艺术再现一个被思想改造和异化的自我，根本无法按照设计自行描画“日常的美好现实”。作为“革命诗歌”的标配，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大我”被激情幻化而出，代表着集体、阶级。语言也被普遍去隐喻化，据智识水平进行自洁和简化，通俗易懂，消解自我，以符合一个可靠、可控的“集体我”（ein kollektives Ich）的标准。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假大空”诗学开始盛行，诚如第六章所描述的，现代诗歌的短暂而引以为豪的传统逐渐没落。“文革”前后，“另类的诗学”和“重估价值判断的诗学”发展起来，以地下文学的形式重续先前的现代性追求。为了澄清“地下写作”的内在机制，本章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视角切入这一历史进程，以此呈现：年轻的诗人如何要比迄今所认为的更早、更具冒险精神地组建地下文化沙龙；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鉴于他们大多出身于文化干部家庭，其父辈早已否认或背叛了过去曾担负过的“新文化”健将的角色；他们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怎样的遭遇，如何通过禁书这一渠道获得秘密的文学资源。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导向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京城的“朦胧诗”的创作模式。后者旨在重新赢得抒情的主体性。这类诗歌通常将“我”的能力提升至完胜的、神奇的高度，以此来制服压缩在以“太阳象征”为中心的话语之内的语言暴力。围绕着这个“我”，也是用以对抗的最重要的反词，早期的“朦胧诗人”并未发展出足够多的语言手段，来彻底拆毁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二元对立思想体系。他们还是以依赖对手为生，肯定对手所反对的，反对对手所肯定的。这套二元对立的体系内部无疑发生了一种价值判断的重估，也给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地下诗坛带来了活力和光彩。诗人们通过一些反义的词语组合，如：好/坏，我/太阳，光明/黑夜，真/假，推陈出新。不过，那些在二律背反中保留下来的二元论思想却成为80年代诗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诗歌评析的基础上，第七章描述了“朦胧诗”的写作危机及再出发。“朦胧诗人”认识到，在20世纪80年代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下，自己早期文本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表露无遗，甚至一部分作品作为“时代诗歌”被工具化。他们决心追求审美自律和“语言创作”，开始将诗写得更为隐秘，远离意识形态之争，在元诗的维度下以真实的“我”的复杂性及语言的自反性为主题。流派解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学纲领。很多先前的词汇被废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转为对无法言说之物的洞察。甚至不再与“太阳象征”为敌，不再视之为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诗学规训，而是隐喻的冒险亟待开拓的一片处女地。“朦胧诗”的新征程迄今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旅程的展开要比朝向语言风景的词句的探索更具元诗意识。诗是“孤独且在路上的”——恰如策兰（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诗歌偶像之一）对自己创作的描述。在对很多代表性的晚近“朦胧诗”文本（1984年以来）的“内在”分析中，本章得出结论：与文学批评和研究中普遍政治化的解读相反，这一时期的“朦胧诗”是精神和美学的流亡，“词的流亡”，所呈现的自我反思的主题若非异域飘零，便是留守者的内心流浪。伴随着“朦胧诗”1984年后的再出发，年轻一代的“后朦胧诗”也尘埃落定，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以独立自主的语言批判为创作目标。正如“朦胧诗”是对“假大空”诗学的价值重估，不妨声称，“后朦胧诗”并非源自变化了的现实，而是文本的产物，是与“朦胧诗”语言辩论的结果。新生代诗人拒绝与声名显赫的前辈写的一样，而是自立门户。第八章探究的是，这种新的元诗意愿如何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创作动机，不可避免地导向与“朦胧诗”之间的一场批判性的、互文性的对话。一位写者愈是具有隐喻意识，就愈是要影射家喻户晓的“朦胧诗”名作，以示刻意与之拉开距离。这一进程在大多数诗中表现为一种解构性的“怀柔”，与同时代的诗歌论争相比，往往显得悄无声息而又细致入微。不过，他们意欲克服“影响的焦虑”的意图，以及对前辈“弱点”的超越——从语言上远离意识形态的权力场域，这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这种意图直接构成了创作的对象，并带来了被贴上“后朦胧”标签的杰作。普遍存在的元诗语素、对语言的自我反思，以及语言反思作为文本内容，被提升到一种不容欺骗的现实应对机制的重大意义之所在——所有的这些都标志着一种审美的意愿，要让语言在政治观念的渗透面前保持纯粹，而这一切唯有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元诗手法才能实现。“后朦胧诗”的主要特征也体现在许多“朦胧诗人”那里，如北岛、多多、杨炼和顾城等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他们纷纷转向一种新型创作，主题包含了一些自我反思的元素，并将成诗过程写出。除了个人风格的不同，这种写作与“后朦胧诗”文本并不构成实质上的区别。因此，“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的概念界定对于198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诗歌阐释已经失去意义，这两大流派之间再无本质区别，合流为一股诗潮。相应地，几位重要的诗评家也就将1980年代以来的这种诗歌统称为“先锋诗”或“实验诗”。

序    言

张枣关于现代诗的空白联系

钟  鸣

   已故张枣先生既写得手好诗，像他谦逊时说的“并不常常”，又远虑母语的变迁，再敏锐反观民族的现代性和书写的可能，由此训练自我平衡——浪漫主义时代被视为综合的精神，迄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欣慰。他的论文因涉诗的“现代性”，又涉语言变迁，叙不同时期众多个体，牵扯颇繁，便有些复杂。而我则又属由着兴致胡乱阅读冥想之人，未专门着力于此，也未想耗力到气绝，便觉得黑格尔的话极妙：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所以，论及故人大著，也只能就知道的，读到的和想到的说说而已，或可作别人的材料。

    就诗的写作，我直觉他正想通过一首抵近“史诗”级的东西（指未完诗《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并不靠好大喜功的“长度”，而是据更深刻的佯信的世界和丰富的情趣（是由《镜中》和《卡夫卡致菲莉丝》两种样式开始其内在试验的），高妙的音韵系统来浓缩、容纳我民族多灾多难，既溃泐幻想，也多颓唐、宿弊的命运。他为这积攒情绪和手艺已久，而且，历史和同代语用两种语境（缺一不可），也有助于这点。应该说，这是有涵养和现代意识的诗家，竞相认同也难以回避的渊薮，即旧时所谓“夏夷嚆矢”之变，在我们“生意的中国”（取契诃夫“生意的俄国”）一切都来得太快、湮灭迅猛之际，“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大学》便成为基本的素质。我相信他的诗和内心的演练，支撑我的这些看法，但需另辟篇章来谈。

    这篇论文虽着力新诗跨世纪的“语言实践”，但，拉通看，无非仍是“国语的文学”，但又涉时代变迁和思想范畴。所以，据他自身的语言“苗头”（在张枣，表现出“层累性”来），追溯或反省，便孳乳“先验”的一面，既神秘，也不神秘，尤其在他清醒意识到之前就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时，遗憾的是，他灵动的生命戛然而止。这方面，我是很悲观的，有时会生出“宿命感”来，尽管好意提醒过不少较近的人，包括张枣本人，但“宿命”问题，自我族1840年（道光二十年）被西洋、东洋打败以来，除了“解放”的意识形态，文人诗家，随意给人民灌输得太多了些，孳乳惰性和思想的阴影几多，也未可知，所以，也一直认为，在“自戕”或变形的“独断自讼”文化本有语境中，但凡戳到时代“痛处”者——他特别喜欢这个词（涉生理、性灵、国祚），都会夭折，很少幸免于难，其实，每个人——“无论是坏蛋或正人君子，无论是英雄还是昆虫”，不用“解嘲”的方式，而就着小范围，琐事，直接体验其“湮灭性”，互戕或自戕，或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庸俗和不道德”，就不难理解我说的这番话。在吾民的语境中，这些才是大谜，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有一道不解的谜/是不是每个人都牵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人”《惜别莫妮卡》，尤其，在心魔把我们自己一览无余囊括进乖舛的命运时，立即就会明白那莫名毁灭的力道，很长时间，或被菁英叙诸“种族气质”，梁漱溟的“漠视公法之徇情”，“人皆小皇帝”，辜鸿铭之“群氓”，卡夫卡之“实用的精明”等等，或又因了鲁迅的“聪明人”，溃散为“苦闷的象征”，恰好，张枣这篇论文，由特别的角度，有所叙述，可和诗篇相印证，为破解长期困惑我们民族的迷信，生成不少线索和注解。

新文化运动中的刊物《大众文艺》

   有他，有他的诗文行思相伴，那拮据、慌张的岁月，似乎显得不那么慌张，人文转型砥砺下来，人皆伤痕累累，那诗界一向的误读、追名逐利、横蛮，也不显得有多野蛮，荒芜，或惨不忍睹。尽管曾一度相近而活着的人，关于他，或“滴水不漏”，或以为遇了“浪荡子”，或得“妙处”，暗诋也烈，都要看事由。而史家所言“事由”，恰好在他诗中比比皆是。许多效仿者，尽管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明翻其说，暗剿其意，终不得要领，也在于此。并非因他先我们而去，大家心有愧疚——当然，也包括毫无愧疚，我才来说漂亮话，至少在余是没有的，他尚存时，余就写过其专论，屏绝“集体叙述”，是他活着时的第一篇。中国人活着时，自惭形秽，遂好强辞，说服，对自己，很难恰当，更遑论他者。在他最后为“时代病”（独断的、风流倜傥的）遭遇离间、嗔怪时，也唯余敢作诤友，破坏佳话（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而也讨厌鬼祟小人。好在，总体上，我和张先生都相信诗歌和作者本人，除了生成历史进程中的述说与倾听，没有别的。在不看好自己一代人这点上，余或更甚。所以，某种程度，余绝非这篇论文“佳话”方面最好的诠释者。但我的观点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一代人活着必解决一代人的问题，最好不留遗憾，免得后学再来猜忌费口舌。   我特别这样说，乃因为他是诗人，但更是普通人，他在生活里或意识中犯的错，遭遇的尴尬，不比我们少，染“种族痼疾”也不比谁浅，或更深。“聪明”这玩意，也解决不了人生大多问题，故和所有生者一样，他或也会务实，伶俐，或避实就虚，指东说西，或偶尔撒点善意的谎，也不无遮蔽……但相对而言，他诗的“诚实”程度却是同代人最高的，把自我经验作为诗的“独特性”（这恰好也是他论文的主要特征），正好可让人领略写作的癖性，或波德莱尔以来的“新奇”——或这交融，也就涵盖了一代人的现实感，认知，陋习与虚名，逼迫着调适以迎合威权社会，虽他违逆自己相对较少——乃因南方诗氤氲独特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跨语境的写作实践，较其他人更有运气。所以，在他对别人自我介绍说“我是诗人”时，或书信中呢喃“亲爱的”，不觉得别扭。最幸运的是，就书写形式和内在历练而言，他不光经历了自胡适倡白话诗以来，语言形态的巨大变更，也融入了从古典主义的完整性到“后现代”碎片化写作这一漫长过程，显然，他更青睐前者。这点，“术语形容化的批评”未曾注意到。但从同代的写作感知，和文学与时代的断裂，勿用费太大的劲即可看出（汉语领域），就算从他设定的1919年以来，他恐怕也是自己看好的那帮人——鲁迅、梁宗岱、闻一多、卞之琳、冯至、穆旦（也应包括后来发掘的吴兴华）……最直接的继承者。倒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一直在使用汉语，或沿民国遗绪写了商籁体，而在于，他刻意要把自己塑造为保持“古典姿态”的“现代诗人”。冷静地想，这在1949年后的语境，固然是一种奢求，但，正是这点激起了我的兴趣，毕竟那是泰西人文和自我教育的结果，而更多，则是数代诗家标新立异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包括了思想和行动的异化，甚至连张先生也难以回避的“巧智因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些，都还不曾进入批评的眼界。

《象罔》庞德专辑插图，刘易斯绘庞德和艾略特线描图，1989年。美国现代诗兴起之时，最渴望和欧陆文化有着截然的划分，遂多重本土意识，但庞德和T. S. 艾略特，恰恰是先后离开美国本土，反在欧陆和东方传统的综合下，才创造了真正意义的现代诗风格，迄今未衰，这是值得思考的。

   歌德曾言，作诗有两种江湖：一种是忽视必不可少的诗的技巧的人，他以为只要表现了精神与感情，便算是诗；一种是只想借诗的技巧写诗的人，他虽然得到了艺术家的熟练技巧，却没有一点灵魂与内容。他还认为，前者对艺术危害最深；而后一种人，却害了自己。这应该是古典时代，还没出现索绪尔、弗洛伊德、瑞洽慈、阿多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诺斯罗普·弗莱、哈罗德·布鲁姆这些人时的化约说法。据R.违勒克之见，那时或还没有“critic”(批评家)这个词。但有了刚提到的这些“现代人”，事情或可反着看：无力表现说教，缺乏吸引力，遭人嫌弃，浪费“好思想”（仍是歌德说法），是害自己；而片面追求技术和最高成就，以牺牲他者（鲁迅时代就概谓“取彼”）为代价，动物似的拓其生存空间，满脑壳“虚假意识”，则贻害匪浅。德国史家梅尼克就此就曾说过，歌德时代那种较过去“高一级的理性”，在后来的技术时代，很快就被巧智和强人所取代，“神圣自私主义”的换位，生成了“群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最有意思的是，“理性”这个词，竟常挂在希特勒嘴边。“理性”的负面（一种算计功能），韦伯也强调过。如果说“在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族性格之成为可能，是由于自从歌德时期以来灵魂的力量之持续不断换位的结果”，那我们的民族，从孔子时代的礼仪诉求，到周秦霸天下取“蜀荆之材”，从19世纪的“东亚病夫”，再到庚子年的“新冠状病毒”，一切文化的嚆矢，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换位？至少，由了匹夫眼光来看，吾等社会，哪一代并不重要，还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地，在广泛匮乏的基础上，以高技术凸显其力量，造成表面的进步和“技术自恋”，出现了偏差，令人咂舌！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的是，诗也无独多耽溺“先锋”，让敏锐者注意到“巧智”和“冷酷”的并生现象，早非悠悠空白，净地，也非唯那“醉眼的朦胧”。旧时被革命和文学动摇着的智识阶级，在今天，也仍被利益和权力动摇着，虽然，新诗曾孳乳的“平民性和贵族”，于景观菁英社会有所转换，但由它流露的民族感情，施展的魅力，也未必全是对现代性的健康诠释。

歌德除了精通文学，对诗人交往和革命或僭主也洞察幽微

    尤其在各位写手，辨识风向，一味迁就着“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的反智的气氛”这一惯性时，诗学的清高或绥靖，才落了浮光掠影的圈套，愉悦着大家，尽管夸夸其谈就没少过“多元性”、“历史记忆”一类。为避免这些习惯，新批评一般还会把文学视为人之身份综合得以揭示的场域，或空间。至于作者和诗、语言的关系，也即和精神样式的关系，甚至包括狭义的意识形态，都该据相同语境不同的视角来判别，概属于斯坦纳说的“奢侈的激情”，奥登则比喻为：“诗人是其诗作的父亲，母亲则是语言。”而这“语言”，更接近自然有机体，庶难拆分，多数时候，会被误解为固定财产似的“个人风格”去了，所以，弗莱才说：“不存在个人的象征主义。个人象征主义这个词没有意义。”日常现实里，余曾时闻“一个人的抗战”、“一个人的诗歌”之类，就像说“一个人的天气”，“一个人的清流”（美之为美，斯恶矣，没污浊，又如何知清流），“一个人所批的‘武汉糟糠’（乔伊斯语）”，都将遭遇尴尬，或每每和国家摩擦得来生出老茧，却又叙之“和国家没有张力”等等，都属于悟空金箍棒画出恕难防御的“大话系统”。

90年代从德国返国游蜀的张枣，成都，都江堰，钟鸣摄

     诗人的自大，更是耸人听闻，像玩具似的，既乏味，又无脑，都侥幸于批评、读者未窥破实质，或有失于公正，良知。诗人表达什么，或自以为发明了什么，其实，都关联先驱者生成的语境，或刺激，好听一点。自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问世后，有不少诗作的生成和批评叙述，如何理解，阐释，都成为问题，除非不觉。所以，一个诗人，边思考，边写作，若有余力，再考竟源流，知其所以然，结果勿论，也要归于对思想健全的诉求，也符合这篇论文捎带的德国哲学的传统：“现代文化天生就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尽管稍简陋了些。我一直很好奇的是，在张枣学习德语的过程中，究竟，荷尔德林（他在信里谈过），里尔克，海德格尔，卡夫卡——甚至是卡夫卡的布拉格外表，这些对他有过怎样的掺杂、熏染，虽说是个颇有难度的话题，但并非没有意义，希望有人来做。特别是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所叙“关联”章句，包括“俄尔甫斯”一类，当然，也少不了与他平行的同侪的各种语言神话（这点为一般研究家忽略，张先生也未必看透），这神话，正好延伸着畸形的民族志和写作习俗，形成某种偏移，他最出众的诗篇，恰好是在他伴随德语学习和论文的形成之间，也正因为这点，才值得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些微妙的组合，带来非同一般的历史循环，和我们可称之为“文学”的结构，不存在外在，内在，而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平面。

德国18世纪诗人荷尔德林的纪念碑。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一代人，正因为他们双双肩负了文化和理性运思责任，像康德一样，形成了荷尔德林所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才赢得后来人的敬仰。

  因为这篇论文的轴径，是汉语白话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通过“主体性表达”而充盈现代性，就必然牵涉“自我认同”一类老话，但也很管用，因为，只要大家声明叙述的是现代性，就不能不置身于一种对话性的关系，而非腾说，“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嘲笑某些诗人的行径，犹如拧了自己的头发说离开了地面，太多太多了，所以，弗莱说“一首好诗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创作行为关系的全部，审视各家诗文之妙，也应在这些方面，恰好张枣的论文所涉（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为他构成了这样的关系:通过作者的叙述，能观察今天诗人的历史意识，他采了哪种视角，甚至策略，对过去的什么更感兴趣，或偶然漏掉了什么，或故意回避了什么。虽然，作者避开了难度最大的，“新文体”（谭嗣同、梁启超语）形成之初的变法语境（历史文学双向叙述忒难），即宗白华《新诗略谈》所叙：“中国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或好的真的新体诗？”各种力道汇聚一块，使社会濒临崩溃，就非啻语言文学了。对这些，我们仍有记忆，旧时史家多把“戊戌维新运动”视为近代文学之始，乃因为“时势思潮互为影响”，所以才孳乳了“文学革命”、“诗界革命”、“独辟新境”、“革命者当革其精神”诸如此类。故张枣所择叙述时间段落不同，也并非没有交错，就像是要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至少是触及这些问题，让“语境效用”稍微清晰。

激进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左二）和他的学生友人杨鹤龄、陈少白、尤列合影于香港，世人号称“革命四大寇”，1887年。

中国任何时代的变故，都离不开为革新以文字代甲兵改造大众意识的智识者：上图为梁启超，下图左为撰《醒世钟》的邹容，右图为剪辫子后的鲁迅

   在他叙述这些“他者”的关系时，聪颖的读者毫不费力，就能察觉作者的观点、思索、意图，甚至隐隐约约的“技术自恋”。他突出鲁迅，嫌弃胡适，即陌生“国故”“学衡”派，也忽略“左翼”一路，尤其是《创造社》那帮人（和《语丝》派之争，生成了“革命文学”的问题），只在“反派人物似的”叙述中一笔带过，辩证二分法导致解放的意识形态又何止他们，更浅薄和高明的他也没看出来，好在他倒也不是为了擦亮新的“左右”，而是西方现代主义视野下“语言奇迹”。但把“文学革命”全寄放在语文学上，把“语言鼎革”又单薄寄放在“隐喻”和“象征”手法上（却又略了李金发、徐志摩、朱湘等），哲学思辨托于“我”的衍变（尤其涉朦胧诗部分敷衍最明显），不太合今日社会学和哲学的叙述路径，但总体看，还是讨论的姿态，毕竟不是假菁英或伪君子们画地为牢的“门槛”、“难度”和成功的姿态等等，即便如此，也多蹈袭别人的试验，是狡黠的“无政府主义”和“意识形态互戕”的双面料，其实只泥近权力、“阶级文学”（还谈不上中产）和“威权新八股”。骨子里也还是T.S.艾略特在《荒原》里叙及的“不真实”。

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创办的杂志《创造》季刊

     论文所涉时间，限于1919年之后，不是旧时诗界习惯的1917年（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倡“国语的文字”），耐人寻味，因此时间段，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也是史家“文学革命”衍为“革命文学”的转捩点，草川未雨《中国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叙之“进步时代”，也有叙“解放的时代”。显然，为去芜杂，他更关注相对而言的成熟期，而非所谓“萌芽期”和“草创期”，伴随变法或立宪危机，生出“文学改良”（胡适语）和将来的危机。新诗的精神端在创造，所以，语言作为文化表述的悲观结果，一种衍变，本来，在这时间的框架内，人人皆知，中国万般思虑中最突出的就是“解放的意识形态”，它充塞了“革命文学”，或“进步文学”，但作者却并没特别地将其擦亮，作个了断，或捅个窟窿，留下遗憾。不过，时至今日，对诗歌现代性诉求的追溯颇丰，参照的多样化，技术日臻完善，与他撰论文时的90年代，已不能同日而语，但这篇论文，其独特就在于作者自身就是“现代语境”的实践者，从“解放意识形态”拼命出来，既精进，也怀疑，倒很像论文明显的主角鲁迅——也即，旧时所叙的“第二种人”，所以才承前启后，得转捩之功，意义不在世俗眼目中，他是多大的一个诗人。“燕子返回江南”，他是多大的一只燕子呢！记得梁实秋先生写过篇散文，叫“一叶知秋”，那是多大的叶子呢？“有缺点的战士”，那是多大的缺陷呢？

陈独秀和胡适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

     从知道他写论文到今天，快30年了，托福亚思明女士的翻译，我也才第一次读到，想人也不在了，不胜唏嘘，这无论就今后对他个人的研究，还是对汉语现代诗衍变迄今的观察，即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包括批评调适之症结，都是珍贵的材料，读者可自去碰撞，形成反诘，才会有文学的进步。正因为如此，关于它，我才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和义务，谈谈自己的看法，作些解释，有助不了解情况又有兴趣的读者备份。同时，也澄清些事实，因诗界曾有过流言，说这篇论文是别人的代笔，越传越走调，有的属不知事由，当闲话摆，还情有可原，而有的，我看有所用心，而且，诗界在现实语境中，许多年来，远的不说，比如“延安时期”，近则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股“有所用心”的力量，不贵人道，认知，而贵党锢，私心，虚名，甚至不惜借谗言、离间，浑水摸鱼，饰非文过，破坏着诗歌生态。这种生态，伴随的也是国民今日所享有的生态。就事论事，起因应该是我过去曾有文章，以及公布的一批张枣先生的书信，涉及此事。公布的原委，是想为今后可能的研究，提供当时诗人生存环境真实的材料，其中一封，恰好有张枣吁请我“代笔”的文字。但许多人并未细读，包括我的附言。现在一并结集出版，可一目了然。

张枣致作者的一封信，德国特里尔，1990年

   这封信写于1990 年11月10日，那段时间前后，他的生活，我在《旁观者》第2卷中交代过，又要读书、上班、准备论文，还要挣钱养家，养精蓄锐写诗，一边忙乎《今天》编务，频繁给朋友写信，有点像卡夫卡了，或刘易斯·卡罗尔了，后者就曾戏谑“人是写信的动物”。他也的确写过卡夫卡，一边还得和失眠、忧郁症、吸烟酗酒搏斗。疏通知远，书教，诗教，颇费心血。当然，这也是对寂寞的报答。我个人认为，他后来的病灶就是那时积下的，而且，对自己的早逝他也有预感，他的宿命感忒强，但也幸得未丧失幽默感和内在的诗意性，以及对朋友的关心和鼓励，这些，全凝结在了他的诗中，当然，他也焦虑于母语的进化和这几代人的表述，在和现实的冲突下，有多大的可能，即使写了漂亮的诗句，也并非有把握，从他诗中大量为幽默掩盖了的讥讽，可以想象他有多悲观。这些消极性，促成了书信的某种叙述方式。最遗憾的是，还有许多过渡性的信件，我在《旁观者》中曾称之谓张枣的“蓝色时期”，不光是因为他受了些海德格尔笔下的荷尔德林的影响，而且，他写信的纸张，有段时间，好用蓝色的格子纸，因常年习外语，字迹怪怪的，介于两者之间，很难认，作诗，写信，多不落日期，记得，胡适先生晚年特别强调过此问题。关键是，这些信，我还特别集中起来，用袋子装了，放在父母家保存，最后，高堂数次搬迁，也不知怎的，就都遗失了，所剩寥寥，成为憾事。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的命运以及文化及个人的前途如何，便成为所有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果，社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那么这个问题便会持续下去，或结成大症，或集体无意识地抑郁成疾。

   再说说那时我们写信，就当时语境，但凡叙事，议论，涉人涉事，因是朋友私密性的，故掏心掏肺，嬉笑怒骂，不无夸诞，多此一时彼一时的成分，常宏论而无下文，也包括“善意的指责”，比如，“骂”一下北岛的“不争气”，但其实，张枣是敬佩他的（成功的角度），虽不大看得起他的诗，这个问题，记得信里有过议论，“北朦胧”好以格言警句敷衍、塑造诗的句型和思想，显然是那时代文学叙述的特征，沿用迄今，难逃旧窠。而在南方，很早开始，就被许多诗家打骨子里给鄙弃掉了，而无需采用低俗的手法，而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诗，回溯更早些的人文传统，也正是他论文所涉及的部分内容。但在做论文时，张先生仍循规蹈矩，叙其“朦胧魁首”的价值，世俗也确有价值，这就是“惯性”，尤其在1989年后以北岛为魁的“流亡话语”的叙述上，作者更有“诡辩”的嫌疑，把语言和社会语境割裂开来，故也难免荫庇投机者。这种叙述，揭橥诗学批评，把一切寄托于语言和观念层面的风险，和他的人文素养自相冲突，为“阙失反动的流亡”辩护，又属我们的“国光”之一。读读布罗茨基的《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或更容易明白这个问题。张枣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他的视野不可能不比我更宽。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敏锐的南北诗人们想用诗歌填补时代的空白，用精神开导来改变社会，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这本身也是一个空想，未脱新文化运动以来，“解放意识形态的模式”。图为北岛、芒克等于1978年创办的《今天》文学杂志第9期刊影。杂志1980年停刊，于1990年在海外复刊。在德国的张枣，也就那时开始充当了杂志的诗歌编辑。

   所以，想来有时就真闹不明白了——庶几可谓“后不明白”（曾有学院翻译把英文的“后朦胧诗”译成“后不明白诗”，是那时代最大的反讽），人为什么不能真实地写自己思考的东西，判断的事实，或即黄尊宪所倡的“我手写我口，不避流俗”。那时，书信乱七八糟的玩意颇多，有时，也不乏“善意的谎言”，和文学的噱头或恶作剧一类，比如，顾彬和张枣约定相互翻译彼此的作品，并撰诗评在两边出版，顾彬做了这事，但他并不清楚张枣的能耐，也未必弄得懂他诗歌的语境和各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要概述他的风格，怕一时无从下手。那时没人研究张枣，中国人好盖棺而论，活着时，都不当回事。于是，张枣让我言简意赅地先写篇概述他诗歌的文章，“哄”我说要收入诗集作序言。我想，顾先生的德文翻译，我写什么序言，遂明白是张先生要拿去给顾先生“垫背”，但为了友谊，还是写了。后来，他给我看过顾彬这篇文章的译文，想刊在《今天》里了，通过顾先生的叙述，言国内如何说一类，便知借了口气。文中，他托辞张枣的诗很难，而我倒以为，张枣的诗，是最浅显易懂的，深也可深，看针对何人而言。有意思的是，张枣从未送他的德文版诗集给我。他知道，我也不会在乎。

东方社会在向工业化阶段发展时，倘若没有掌握好历史时机，或国民历史意识未得改造，那么就很容易渐渐地丧失主导地位，失去了内在的挑战力，而不得不由意识和技术更先进的西方社会主宰，平衡。

    所以，他在信里“作古正经”让我代笔，也可视为同样的情况，并非说，他没能力组织自己的论文，想省些事而已。信里也说得很清楚，主要原因是缺乏资料。记得，后来，学校还曾托他回国顺便购买些相关的书籍，没准，和张枣的论文以及随机引发的某项建议相关。德国大学在图书馆建立“中国现代诗歌书系”是完全可能的，就像荷兰汉学家柯雷，很早就开始为莱顿大学汉学院建立“民间诗刊档案数据库”相似。第一批材料，也是我捐赠给他的。何况，张枣自己就有回国前（他很早就想象了自己的“彻底”回国），一网打尽西方毕生所需“诗集雪藏”，他在给我的信里，谈过此事。他会不会也曾建议过德国大学图书馆这么做呢，两全其美。   具体说来，他信中吁请我的，也只是“九叶集诗人现代主义的倾向”这个“主题”，篇幅就10来页，应是他整体构想中的局部。我了解他的状况，想他也常为我和柏桦的拮据，催讨《今天》有上顿没下顿的稿酬，并一直操持我们访问德国的事宜，所以，也就在那封信的当年，“义不容辞”写了3万字左右的“材料”，结尾稍显仓促，因搞了半个多月来不起了。现在，论文摆在这里，一眼即可知，都是张枣亲历所为。鉴于论文正式动笔大概在1994年，我写的那部分，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刺激，不得而知。过去，胡适先生和顾颉刚、罗尔纲间，也有类似的事，帮着搜集材料，加以适当的分类，做做卡片，都属正常，“代笔说”是站不住脚的。

张枣留德论文《现代性的追寻》首版书影，202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

   我更想补充的是，这篇论文，可说是张枣先生的苦命文章，挣扎了10年，在德国回头做中国诗歌的学问，说明问题。之所以说“苦命”，是因为，那年代出国的人一向有种压力，不弄出个名堂，似乎没法给家人或国内的朋友作交代，虚荣害人。所以，习惯上，也都说些佳话，避讳劣境，书信也能一窥。在国外作国内学问，是生活学位所迫，不是内心绝对所需，和他终身做诗人的设计冲突极大，所以也叫苦不跌。他后来返国工作，也说明生活的窘迫和内心的纠结，不是外人以为的回来捞一把，要知道，很长时间，他都是失业者，听他亲口叙过，返国找份工作，把钱（救济金？）留给那边家用，这很真实，也很可爱，不似真回来“捞一把”的那些诗家。

张枣诗篇《空白练习曲》第8小节手稿，作者藏，1992年

     当然，要说论文和他内心的需求丁点关系也莫有，也不客观，因为，从他所有遗留的文字看，他一边作诗，一边是很深地思考过母语和现代社会关系的，并纳入了写作实践，回过头看，建树颇多。可以说，现代诗歌——即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跨入传统意义的现代诗，其内在秀美，而隐喻性语言演绎完整的风格，在民国，通过朱湘，闻一多，吴兴华，穆旦，卞之琳，冯至，甚至梁宗岱等，有过很短而水平很高的表现，而在我们这两代（50、60年代）只是回光返照了一下，就陷入了碎片化写作，拼凑，诗歌制造和“中国制造”并驾齐驱，最后，津津有味地殁于样式主义，融入集体无意识的，也不乏，此过程很清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此话颇有道理，不光涉及语言的制约，主要还是族群思维的制约。张枣于此过程深具代表性，乃在于我说过的，他是传统现代诗最后的继承者，这并不是说，其他诗家没有传统性，而是中国语境，给他们造就了更多“后现代”的元素，如安德鲁·本尼特概述的“不确定性”，“一种新启蒙”，技术性“拼贴”等，当然，还得前缀“中国式的”。任何划分，都不是严格意义的，比如在碎片化的“小叙述”方面对个别事件和现象提供一种局部的解释，他就胜过其他许多人。但，其风格表现了更深层次的连贯性，非唯思想推衍，附带章句，仍拘囿传统的起承转合，而是像弗莱说的：“知识的连续性乃是教育的主要特征”。用“碎片化”为“知识贫乏”遮丑的写作大把大把的。这正是，虽多遗憾，但我仍看重它的理由所在。

历经沧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把手搭在尚嫰稚的徐志摩的肩膀上，1924年，北京 。但这个就当时语境而言，最具国际水准和现代眼光的诗家，于诗学、译介、交流功劳不菲的诗家，在张枣眼中，却恍若业余写手。

   不过，论文终归是历史或文化叙述的一种，牵扯到价值判断，故离不开质文递变，知往告来，榷而为论，这是汉语思维的传统。但，很早，孔子也说过，俗人不能为史。因著史非兼有“史才”、“史学”、“史识”（刘知几语）三长。诗史自当也不能例外。诗在旧的文化结构中，属六经之一，而六经皆史，史叙方式虽分六家，但其叙述都无非关联到事和言。而现代诗的经验框架，则更为复杂，牵涉面颇多，人物也多，而且，语境风格各个不同，没长期的准备，是不大可能的。但就我所了解，在作者生前，我也认为，并在最早的纪念文说过，张先生的长处是写诗，而非著文章，尤其是学究式的文章，枯燥乏味，吃力不讨好，非他所长，和能力没多大关系，是由性格决定的。文章不光需要激情，更需要逻辑，连贯性，材料的核实，事实，价值判断，内在线索，话语坐标，再综合而论，全由趣味和情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论述和事实不合，出入太大，都会出问题。从他另外两篇文章，《诗人与母语》、《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也能看出相似的问题：轻盈有余，严谨不足，也不无任性、偏颇。作为个人思考，给现代诗提供反应的样本，也无可厚非。

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不具现代精神者都是同样的困惑，难以祛魅

    关于其价值，除前面交代的，就不深说了，读者自己去判断，这里，恕我直言可再讨论的地方。其一，论文在设计“诗歌现代主义”的问题时，未能概全西方在做同类文章时涉及的问题，即所涉前提非充足性。比如，一般涉文学现代习性，语言也好，内在价值判断也罢，既然关联社会的进程，或现实，就必然要区别现代性，现代化，现时代，现代主义，至少得有所交代，否者，后面展开的许多问题，都会陷入条件不充足叙述的局面。而张先生在展开时，把现代性单独地压在了“自我性”上，那么，周秦的“自我”是什么？唐代的“自我”是什么？战败后的民族认同和自我又是什么？我们能说，民国以前，汉语诗人没有“自我”吗？其实，这个框架本身没错，但按西学传统，恐多半要关联信念和道德的换位，包括交往行为（察诗人此方面表现，最见现代性之不存在），天赋人权，毕竟古典时代和现时代，大为不同，更不消说，一切泰西理念，按新文化传统，都务必要经过本土语境的阐释、转换，正是这个问题，让中国近世学术人仰马翻。看得出，民国间，不少高人耕耘过，近时，余英时先生贡献不少，虽挂一漏千。就“自我”语境，西方的批评叙述，现在，通常会设计在“疏离”、“浓缩的城市经验”、“陌生化”、“异化”、“人格分裂”、“电子媒介效应”诸如此类的参照上，遂才又生成“传统和现代”、“公众和大众”、“精英和其他阶级”、“人伦道德和政治”等等次一级的问题。就那时已有文本，并非未深涉，如俞平伯之“进化还原”，周作人之“向善”，宗白华之“新诗人人格”，“哲理修养”，都引向了“我”这一指称之外，数不胜数，而且，越往后也越丰富，精密。或因为篇幅，张先生只能蜻蜓点水，把一个大写的“我”字，贯通到社会政治的层面，或新旧个性的反应方面，语用过程的问题也多归在“象征”名下，用夏志清、李欧梵二先生在同样语境表达的观点看，其中，便颇多主观感受性的东西。

余英时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东西方现代思想的诠释与转换

   比如“颓废”，作为个体主观感受，行为，或作为风格化，就极不明朗，何况在东西方语境，区别也很大，甚至恰好相悖。比如，“颓废”在张枣特别推崇的柏桦的作品中，作为一种风格特征，就很明显，这种主观性的表现，恰好多由旧传统塑造，而绝非现代性。再如，现代主义一开始就表现出的蔑视权威，而在许多诗人（包括张枣自己），则多潜默移化为威权社会互为补充的“菁英意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一直为批评误读，因为张枣骨子里也有这些传统，所以，在对时代价值方面多有混淆，误判，特别是“囗式的”问题。这应该说是对文学的现代性最大的考验，包含了我们对现实语境的认知，而中国现代性关联最大的现实，就是迄今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过渡为现代性的社会？而且，张枣自己，在其它闲话中，也提出这个致命的问题：在没有现代化的国家，有没有现代诗？就像说，阙失资本工业化阶段，我们的现代化出了那么多问题还是不是现代化？就诗而言，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有，但，是怎样的一个有法？怎样的一种反应，表现，或局限，这才是关键所在。在论文中，张先生却并没有这么叙述，许多地方，仍然按部就班，而真正的现代主义，却要求我们打破陈规陋习，化腐朽为神奇。就个人的写作而言，现代意识拯救张枣的恰好是他未谈及的“阶级的疏离感”。所以，我说，张枣的诗比他的行事、闲话和文章，更具现代视角。我再重申“理性的综合精神”，于现代性，主要表现于“自由”和“反省”，其它好看不中用的“帽儿”都很可疑。

在日本读书时期的鲁迅，那时还万万想到自己会成为将来中国文学的偶像，最终，医生成为病人，也就此成为一道永久的难题，或伤痛。摄于东京，1909年

   或正因为上述问题复杂性招徕的头疼，也就引来了论文的第二个头疼，即鲁迅《野草》在现代诗的地位（此“座次”概念，本身就有问题），篇幅之大，和另一篇论文叙“柏桦式的”一样，出乎“偏爱”，不可小觑。而只需读读相关叙述，就会明白，差异有多大。其实，即便鲁迅最早蜚声文坛的《呐喊》、《彷徨》，在夏志清和过去现在的左翼阵营读来，也颇为不同。先声明，我个人是偏爱“鲁迅式的”，就像“普鲁斯特式的”、“乔伊斯式的”，或“卡夫卡式的”……如果说，“卡夫卡之后，所有文学都变成卡夫卡式的”，那么，汉语境或也可说：鲁迅之后，所有的文学姿势都成了鲁迅式的。但切记，卡夫卡的作品，在消除任何把自己看作历史人物的念头，而鲁迅倘若真沾了尼采则非。关于“现代生活的英雄”，“小皇帝”，“小鲁迅”，尤该小心。在无时间、范畴截断的叙述平面，就像我们平时唠嗑说谁比谁的诗更凶（蜀语“凶”表程度，有好、卓越、突出和杰出义），我或可以同意张先生的看法，《野草》在通过语言实践现代性的自我方面，较了其他白话先驱，其强度，更凸出，也最具特征，这没问题。尤其在“现代性”大多接受波德莱尔描述的特征：“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后现代的“碎片化写作”也就承载的这个意思，故传统文学整体性所掩映的不甚明了的迷人线索，瞬间图像，在《野草》诸篇，有惊艳的表现。说实在的，那个时代，“就个体而言，鲁迅已做到了最好”。但，在填这“语言奇迹”的空白时，非拉了胡适作比较、陪衬，以显褒贬——为凸出大先生，便生疑窦，先不说立不立得住脚。我们知道，左翼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一直伴随我们的语境，在张先生这里，看得出这种影响，尽管并非其初衷，但惯性却有碍于此，不光有以后识附会前学之嫌，也涉叙述的逻辑性、时间、范畴，终归谓“历史语境”。就像我现在说，余庚子年所作《镜中世界》比鲁迅1925年写的《看镜有感》高明多了，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鲁迅和林语堂创办的文学杂志《莽原》，1925年创刊于北京

   如果都拿严格意义的诗，有何不可！若就《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内所载，虽都未必选得妥当，但，也看得出，鲁迅作“白话诗”，和胡适相比，即便俗气地说，也占不了上风。看时间，胡适作白话诗，1916年便写了《蝴蝶》（民国5年），《野草》就算我们说的诗，第1篇《秋夜》写于1924年。凡写作者都知，8年时间对不同的接受者和写作者意味着什么，即便写家自己的8年之变，怕也没有可比性。今天的中学生怕也比二位写得好，幸好胡、鲁二氏后来都未作专门的诗人。废名在《论新诗及其他》中，恰好叙及《蝴蝶》的传播神话，包括对他自己的震撼，不止一人叙及，正反影响都大，非亲临者难以想象。又说“自我性”，回到张先生的话题，废名的眼光极独到，赏析《尝试集》他情有独钟的除《蝴蝶》等，还有《四月二十五夜》。这首诗后来被胡氏自己删掉了，但废名却认为，句子，才情，了得！竟有“我羡慕不置。真是‘即使杀了我，我也做不出来’”之叹！其况味，也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1949年后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张枣《大地之歌》深入之地

   何况，废名先生还有未到之处。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曾举黑格尔，叙现代性和自我理解、确证的关系，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但因优越与危机、进步和异化并存，所以，主体性的自由，也多取决于反思。借了看自家历史语境，这反思，就书写而言，便包括了新旧时代，自我煎熬的文体、风格变异，包括“母语”在印刷术回传时代的新媒介咨询，“副刊”、“小品文”、“杂文”应运而生，取代了官样“邸报”，喝洋墨水的胡先生看得是很清楚的，才有“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之言。而且，众所周知的是，文言白话之冲突，胡先生叙之“放脚的痛苦”，并于诗文，率先士卒，完全够得上张枣论文的定义：“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且，较其同伙（若钱玄同所倡废汉字而兴罗马符），还更多“理性”的一面，故文章能动摇天下智识者，就看废名叙及的诗篇《四月二十五夜》中，“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我整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那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这里积淀的信息，又岂止西学东渐语境的“自我”，这是文史家，没怎么注意的。就那时的语境习惯，“口水话”能不能入诗，怕不似今日喝杯星巴克往电脑里戳几个字那么容易，我看，与后来卞之琳的“想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上山》一首，那“猛省的奇景”，最抵近现代主义所叙的“奇异性”，更不消说，胡先生在《易卜生主义》中所倡个人主义，意义更是重大，即便今日来看。

曾和鲁迅亦师生亦诤友，最终分道扬镳的胡适先生

   另外，《尝试集》就当时语境，仍有风格的可取之处，若《湖上》之“轻巧”，《四烈士冢上的无字碑歌》“简单而有力量”，颇多微言大义，都可以别解，引申出去，若《孔丘》所用“反讽”，《威权》所叙东亚“政治组织之结构”，金字塔效应，自始至终，未得变革，遂遭“威权”现实的报应。那“奴隶做了一万年的工”，怕是讥那荒诞和轮回的，与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所叙不谋而合。张先生的“自我性”，赞闻一多时，谈到过“二重我”，我看，适之诗里也未必少，《蝴蝶》即是，《老鸦》的聒噪也有。本在结构论文时，用用“《尝试集》之后”即可圆满解决，叙现代意识承前强化，白话诗技术更趋完善，也最妥帖。胡适恰好这方面最有自知之明，在《尝试集》4版自序就有坦陈。而张先生却顾着平面作结，一时忘了时间节点，非把前面的拉倒后面来说，认定胡先生的诗莫有“自我性”。技术稚嫩，修辞强度如何，和有没有“自我”是不同的层面，若拿了胡先生的《蝴蝶》和鲁先生的《梦》、《爱之神》、《桃花》一类比比又如何呢，岂不是“左脚打右脚，尾巴掺脑壳”蜀人言扇耳光，曰掺耳屎，或掺耳光，故知掺脑壳。

随着《野草》浮出的是，注定了一生要随波逐流，把鲁迅式的精神意识形态化的女青年许广平

    所以，我说，在张先生浓笔重彩，拿了《野草》要把《尝试集》赶下擂台，成为“白话诗现代性的真正的奠基人”，忘了一点，即“散文诗”和“诗”还是有区别的，旧时著史，叙“散文诗”多取焦菊隐的《夜哭》，和后人回看“散文诗”如何重要，新颖，如何比诗更富诗意，更自由，鲁迅如何高明，技压群雄，都没有关系。论文硬伤是明显的，若列胡适“算不上新文学传统的创立者”时，举“过失”之一即“未把散文体和诗歌文体区分开来”，而为证鲁迅的“纯诗”、“元诗”，则又举《野草》“散文诗”。这同篇论文自相冲突的“实用的精明”有损于张先生。其实，西方叙现代主义时也注意到了“散文诗”类型，波德莱尔即是，那就单独谈这个好了，岂不更显周氏比胡氏高明，况鲁迅也恰好有译文《出了象牙之塔》叙过“essay”，说明他于文体的自觉，有所准备和辨识，故多发明，又何苦非让“轻量级”和“重量级”作不公平的拳击赛呢！因为，这就又牵扯到白话文运动语境下，小说、散文和诗的前置条件和成就的不成比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恰好谈到了这点：

    随着胡适以后，不少当初提倡白话文的人都试着用白话文来写新诗，成就均不理想。这倒是可以料得到的事。这跟用白话文来写小说不同。白话小说本来就有很长远的传统，因此在吸收西方小说的新技巧方面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旧诗的传统中，能够对新诗人有所帮助的地方就不多了。

   所以，鲁迅先生因小说、杂文优胜（不当和《尝试集》比），理所当然，是文学史和社会一系列文质衍变的结果，也得于个人造化。张枣先生因太着力“诗歌框架”内的“语言奇迹”，“立异”，便忘了各坐标——包括《野草》自身构成的特征和叙述的合理性，所以，视《野草》为“鲁迅将生存之难等同于写作和言说之难”，遂用了语言的十八般武器，完成了现代性所必须的“自我重建”云云……就语言层面恍惚地看，也没啥毛病，但，关联《野草》本身和鲁迅写作的实际历程，便不能忽略一些基础情况。哎，诗人为什么就不多动动脑筋呢！

鲁迅尚留人世最后一年所焦虑的也不是语言风格问题，而是现实，1935年，上海

   关于《野草》，迄今有实是太多的文本，就胡乱捡来便有冯雪峰《回忆鲁迅》中的《关于野草》，钱里群《与鲁迅相遇》，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汪晖《反抗绝望》，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即便挑肥拣瘦阅过，也会生出印象，觉得不同时代会给它扣不同的“帽子”，在冯雪峰那里是“悲观思想”，到了汪晖，便提拔成荒诞，反讽，尼采云云，海德格尔云云。许寿裳视为“鲁迅的哲学”，钱先生则叙之“强大的主体精神”。李欧梵叙之“潜意识超现实世界的文学结晶……试验性力作”。鲁迅自己则视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张枣当然迷恋的不是里面某篇写了枣树（主观形容化的描述就免了），而是“技术自恋”折射的“纯语”（语言纯粹、元诗）问题。凡对鲁迅人生、作品稍事了解者，便知，《野草》1927年在广州编定出版时，是由1924年9月至1925年底所撰杂文挑选集成的。冯雪峰分为三类，后说均据此稍有变化，说明，各篇事由、心境不尽相同。鲁迅自己后来在英文版序言中也有分类，里面还含了首失恋的诗。读日记即知，有的性情甚好，或又都是“在纷扰中寻出一点娴静”作的。那时，先生已大名鼎鼎，名流书信往来，访者若流水，连胡适有时也打他那里借书，而他也由胡适结识有珍藏的人，如晚清大族公子玄伯（李宗侗）。坊间多仰慕，送点板鸭、梨儿、山珍类也繁。先生居京畿间，爱逛古肆，喜购碑拓，铜镜，箭弩，陶偶，古玩行话所言“小件”，“墨老虎”（后滬上转为木刻，版画），常夜晚把玩愉悦。所藏典籍惊人，爱吃鱼，好近青年，女青年也蛮好，闲言碎语实没道理。鲁迅是人，非僧，又何苦没点情欲，爱美之心，他也爱看电影。撰《野草》中《希望》篇当日，便有“孙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7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至晚归。”回家便叙寂寞，已耗的青春，唱衰老经，遂有了《希望》。这伴了美人后的太息，诗家最明白其中况味，要统归到“生存之难”怕有些困难。况届《野草》时代，先生收入蛮高（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未愁饭钱、书钱，列出书账，吓死你。往来也无白丁，傻瓜偶有，也无非膜拜。诸家稽考，前后虽有兄弟翻脸（大病一场，迁西三条胡同，《野草》诸篇多写于此）、介入学潮、军阀据京畿各事，文学盟友星散，暂失职务，很快又恢复过来。但凡常人所遇烦恼，先生也临，常人所求娴静，先生也求，毕竟浑噩俗世，“无声的中国”。

鲁迅喜欢青年，影响了青年，而给他带来快乐、误读，攻击和伤害的也是青年

   尤其写作之人，谁不明白，忧伤、敏感久而久之成了财富，诗家便佯信愤怒出诗人，甚至连自杀也是想到过的，最后，久病成医，竟“能够做到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成为常态，故知形而上之愁苦，与形而下之日常龌龊，愤怒，是有区别，转换的，就像他形容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两相纠葛，会让自我憎恶，也会反向憎恶自我。其间他也正译着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便不能不有情绪上的转移，影响，李欧梵以为是有的，论文也用了这材料。余未专门研究，这里啰嗦一下，倒不是为“扬鲁抑胡”打抱不平，而关心的倒是张先生，辨《野草》采“集束式”评价，脱节出来，以为是个“新起点”，再附会新诗蜕变，近于“新神话”。其实，鲁迅自己就否认《野草》是他创作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有了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这种“小感触”，细致的文学史家、研究家，没有不认可是1919年的延续。事实上，鲁迅除杂文，更在意小说，其最早东搞西搞失败后，终得大名，也在小说。要说语言试验，风格一类，通过《野草》前的《狂人日记》（1918）、《孔乙己》（1919）、《药》）（1919）、《阿Q正传》（1921）等，伴随大量辛辣的杂文，就已奠定完成了。用夏志清的话说：“1918-1920冬，鲁迅已成了名作家”。鲁迅1936年去世，1938年就出了全集，明摆着的，他的“语言自觉”或“自我性”不可能在生命最后10来年才冒出来。

鲁迅和教育家蔡元培，在宋庆龄宅邸和英国写实主义作家萧伯纳会晤后的留影，那时他已命久矣。几天后，他曾谦逊地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矮小了，显然心理想，假如再年青30年”，而这也正是他撰《野草》时常生出的感叹。1933年，上海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论文的观念很新颖，文学史也不是不可重写，但张先生非纳入“新诗现代性框架内的自我”一说，更近于“伪陈述”——莫要理解成“虚伪的陈述”，而是瑞洽慈说的Pseudo-statement，一种有别于“科学陈述”和“感情陈述”的一种“诗的陈述”，很接近今天的“虚拟”，也不完全。伪陈述，在这里生成的是“佯信的观念”，要看在哪种框架、语境来讨论或接受。仅“鲁迅式的”而言，就余的阅历，见识，怕还有许多方面是可重新谈论的，但，首先要考虑“解放的意识形态”化后的“祛魅”。否则，便难有“真文学”。张枣先生看中《野草》，也多基于过去的研究，现代性、自我性，解脱抑郁，虚无，再度成为坚强的战士，并不新鲜，反而是强调语言技术，视其为“现代诗”进程的一个标志，还没人这样另类过。或和他喜欢法国诗人夏尔是分不开的，因夏尔的诗就多散文写法。记得，张枣曾寄给过我他作品的复印件，并十分推崇。关键是他在论述过程中，多以主观性认知和技术标准，忽略了其它情况。先与后，重要不重要，都要建立我们主观认知之外的坐标，尤其又牵涉胡适。

随新文化运动日益改进的印刷制版，推动了大众教育和进步

   从客观性看，胡适为新诗第一人，作为标志，有三个方面的不可违：其一，时间的客观性。过去废名的《论新诗及其他》，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以及还有其它许多著述，都交代得很清楚，毋容赘言；其二，内心深刻与否、表现技术完整与否，作为后人的评价，都是主观性的，要有充足的前述条件，方可进行。就像我说，胡适先生濡染杜威人文主义和进化论化入他《尝试集》中的蝴蝶，较之鲁迅愤懑的野草，反更见现代性些，那我们又依据什么来判断此说法的客观性呢？相反不亦如此。而且，作为语境，胡适所倡开放“尝试”的精神，作为现代主义的基本戒律和标准，在波德莱尔、T. S. 艾略特、批评家弗莱那里，或所有现代文学代表性的作家那里，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人物、信件，或作品，作为客观载体，载入史册；其三，就个人语境看，胡适和鲁迅后来都没有再写诗，所以抒不抒情和诗作多寡不能算数，而胡适架构的广义的文学和行为，包括身体力行的教育和扶持青年一代，以及反省精神，此精神恰好是西方人文主义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今天也越加明显的关键了，甚至包括1949年民族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胡先生等建议实施的部颁教授挪移台湾，故宫博物馆和史语所及其所藏悉数转运台湾，都是现代人伦之最。相较鲁迅大先生，这和我们个人喜不喜欢他，受不受他精神或风格的影响，没任何的关系。显然，大先生的精神构架更传统，更宿命，消耗也最烈，即日本学人所谓的“人神鬼”间，或“末世论”，而且，台湾学人研究现代文学的材料更丰富，显然，内山完造的军阀背景和关于周氏二兄弟的谋略，于左翼和中国文化的格局，有更深远阴暗的考虑，鲁迅先生固然有自己的操守，化解法，也多从另外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命运，但这些，却是这边同领域学者所欠缺的，更何况做苦命文章的张枣先生，就更难周全了。

中国作家或诗人，一向好幻想自己在饱和欧洲人文精神传统的西方社会或文学圈内获得其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实际情况如何，就得而知了。图为张枣先生的德文版诗集，由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翻译，生前也只可能买出过2、30册。或借此，还出入过几次德国文学协会举办的晚会，仅此而已。

   主要的说完，最后，这篇论文，余以为，时不时地也流露出“囗时代”做学问的残痕，对于有海外语境的张枣，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尤其关于“朦胧诗”部分，瑕疵最多，未脱当时文坛乃至汉学时弊。就我所知，那时各方材料已露面不少，张先生也并非无闻，即便戊戌后的“诗界革命”、“白话诗”，由民国的研究，也足够一窥。任何文学运动，造势，都是一社会的整体酝酿，尤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便革命，也都呈边缘往中心蔓延，最后，又由中心摘取一统天下的趋势。记得80年代，台湾的孙隆基和国内的杨东平二先生，就涉及此领域。比如，辛亥革命第一枪，并非武昌打响，而在四川，即便张枣厌恶的郭沫若也谈过此事。至于70年代“民主墙”时期，“地下诗”，街头乘势揭竿而起，在敏感地方，公开向威权宣读的“第一诗篇”（黄翔之《火神交响曲》）震撼京畿，均出自贵州的“启蒙社”，而“今天”，就具体时间而言，也是紧随其后。故有顾城叹服曰“英雄”，黄翔有记，作为经历者，北岛等也有各叙，或不叙。而“贵州5人展”也比“星星画派”更早走向街头，而这些却是许多正史俗史好蔑历的。即便受余影响（尤其《旁观者》），论文有所改进，对早期诗人有所交代，但近红墙蓝血的郭路生和政治逸民的黄翔，仍有本质不同，倘若知前者直到1997年仍把语言当子弹听党令下，便知解放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之解放迥别，牵涉诸多大问题，张枣未纳入视野，或可推诿难以展开，但却并非不知。

每个人如何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存有极大的空隙和困惑

   余纳闷的倒是，此论文撰写时间，大致是从1994年到2004年，据译者说，答辩前，也作过修改，当在2004年前。论文主体，完成于世纪之交。再察论文所引书目，有余2002年出版的随笔集《徒步者随录》，却独不见出版于1998年的《旁观者》。凡阅过的人，便知内容所涉。关于此书，记忆是很清晰的，当年未完稿之际，张先生就函告“海外风闻”云云。刚付梓，就寄过一套给他，他的信也有叙，后还要我再寄一套，说要送某某，余觉得是诓话，但还是寄了。观其论文，尤其“朦胧诗”部分，余以为许多内容，是仔细揣摩过的，若黔地黄翔之史事，凡过来人怕都知，余为诗史之真相最早呼吁，记录，并想方设法，最终促成其去美，《旁观者》有叙。但论文里，功劳却归到京畿唐先生那里去了。是粗心吗？不仅如此，即便余所撰他的专评《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尔甫斯》（1992），所涉“影响的焦虑”、“俄尔甫斯”等等，论文均涉及，尤其罗列性的“词条手法”，借用于解析北岛，均有痕迹，但张先生却未列参考篇目。

张枣费力不少促成的1995年四川5诗人访德，最后遭“内外”夹击给破坏掉了，除欧某成行，其余3人均遭拦截，未跨出国门，此事前后经过和当时的整肃语境颇值得稽考，也非同小可。配合访德所出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四川五君》书影，1995年，德国赫尔德林基金会。

   知己不怨，怨也未必不正经。张先生于诗，喜欢传统“漂亮”而更“像诗”的，三分新七分旧，而非相反，余有数，“朦胧”各家，也习惯按名头大的来说，就汉语境，也无可厚非。再如，叙“四川五君”全受了梁宗岱的影响，我看，这并非事实。柏桦也就那么一点，而且也是翻译的波德莱尔，不是梁先生本人的诗，这种以点代全，以一概十的叙述，不合规范，倒也明苦命文章的缺陷。另外，在为说明其主旨列举的作品或诗家，或“种群思维”方面，就诗内在的现代性而言，恰恰张先生本人或比他们都更具说服力。好在，叙自己，名字带过，也算合规范。按西方规则，严格的论文，造学叙自己时代，撰家是不能神侃自己的，就像编诗集，编者不能编入自己的作品，此谓“避嫌”，虽叙他者——就现在的眼光看，不无差池，怪癖的本质，巧智、取彼语境都未得识破，但至少做到了君子化。过去，诗家著群论编诗集，多列自己在灿烂位置，实际上又不是那么回事，还顺及裙带，私货。而张先生若存若亡，较了大笑者，自当高明些。类似的美德、优点和叙述方法的问题，材料运用得当与否，就不一一举例了。就余今日的眼力，章句过筋过脉，稍据逻辑审文脉，倘若较真，定会遭遇哲学错综复杂的无限性，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非本文能胜任。我只是想让读家知道，舞文弄墨有多难，身陷自戕文化语境，人的交流，未能绝圣弃智，大盗乃止，诗也恕难干净，或早已就死掉了。记得，张先生其它两篇诗学文章，都立竿见影传播刊发过，而这篇论文，在现代小说繁多研究后，兴许填了空白，或余孤陋寡闻不知。张枣自己生前，也似乎并没有急于刊布，这点是值得注意的。但，恰恰又正是这点，勿论毛病如何，此论文显示其独特的意义：即它代表着这两代诗人的性格，历史意识，话语方式，书写水平，朝着未来过渡，记忆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与社稷同，所以，也非同小可。2019年9月初稿2020年5月修订于成都

张枣（1962-2010），湖南长沙人，当代杰出的汉语诗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学院。1986年赴德，先后在特里尔大学、图宾根大学求学，并获文哲博士学位。21世纪初回国，先后在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010年3月8日因患肺癌去世。张枣通晓英、德、法、俄等外语，他广泛采撷中西诗歌元素，以精妙的诗艺自成一家风格，在海内外享有卓著的声誉。张枣生前出版过一本诗集《春秋来信》，参与主编出版过一本《德汉汉德词典》。去世后《张枣的诗》《张枣随笔集》等作品陆续被整理出版。

亚思明，本名崔春，山东青岛人，德国基尔大学（Uni-Kiel）社会经济学院本科硕士毕业，曾任德国之声（DW）中文部编辑兼撰稿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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