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从语言入手,布罗斯基形成了他的诗学。在他那里,语言具有了一种神话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其第一本随笔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中他写道:“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格律学总是比历史更耐久”。他把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献给了他所信奉的这种价值。而这,还要感谢他的流亡的命运,因为正如他所说,流亡“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将我们推入孤独,推进一个绝对的视角:在这个状态下,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况》,王希苏常晖译,漓江出版社版),这使他与母语构成了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关系。他就是他的母语所要寻找和期待的那个诗人!
为什么?因为它一下子扭转了寻常的逻辑思路(比如“骑手在寻找马”),而显示了一种奇异的诗的想象力,一种天启般的境界。布罗茨基见他的第二本随笔集《悲痛与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中极力推崇弗罗斯特、哈代等诗人,称他们“在最难预料的时候和地方发出更漂亮的一击。”比如哈代的名诗《两者合一》(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由“处女航”一词所展开的奇异的诗思——船和冰山是命定的情人,布罗茨基说“在我看来是天才的灵光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