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太平·堂堂大元》赏析

醉太平·堂堂大元
词牌名：醉太平|朝代：元朝|作者：元无名氏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哀哉可怜。

古曲简介

《醉太平·堂堂大元》是流行于元朝末年的一首散曲，作者不详。这支曲子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混乱情况，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全曲通篇都在控诉社会现实，有如战斗檄文，格调质朴自然，语言辛辣明快，音调铿锵有力，重叠对偶句式的运用于变化中见工巧，堪称元曲小令之佳构。

译文

堂堂大元朝，贪官污吏当权。河水泛滥成灾，新钞大量印造，货币迅速贬值，民不聊生，引起了红巾军千万人起义。官权泛滥无度，刑法残酷苛刻，百姓怨声载道。社会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用钱去换钱，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情形？奸人做了官，做官的又都是贪官污吏，贤明的人得不到重用，悲哀啊真是可怜！

注释

⑴正宫：宫调名。十二宫调之一，是元曲常用的宫调。醉太平：曲牌名。小令兼用。又名“凌波曲”，入“正宫”，亦入“仙吕”“中吕”。首二句须对仗，五、六、七句鼎足对。
⑵堂堂：气象宏大庄严。
⑶奸佞（nìng）：谄媚巧伪、拨弄是非而又阴险狡猾的坏人。指元末丞相脱脱、参议贾鲁等人。佞，善以巧言献媚取宠者。
⑷开河：指开掘黄河故道。因为元朝末年黄河水患连年不断，威胁了京师运漕的生命线，故由丞相脱脱责成工部尚书贾鲁开浚黄河故道，引黄入海。变钞：指变更钞法。元顺帝朝丞相脱脱为弥补国库空虚而采取的更定钞法的措施，强行规定以不等价的兑换标准推行新钞。由于滥发新钞，致使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⑸惹红巾万千：引起成千上万起义的红巾军。红巾，指元末由韩山童、刘福通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他们用红巾裹头为标志，故名“红巾军”。
⑹官法滥：指官吏贪污成风和拿钱买官。《草木子》记载：“元朝末年，官贪吏污……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偕价同而得，于是有司录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
⑺人吃人：当时黄河泛区饥民相食的情况时有发生。《草木子》载：“元京饥穷，人相食。”
⑻钞买钞：指朝廷更定钞法后，旧钞与新钞的倒换买卖。
⑼哀哉：真是悲哀啊。

赏析

创作背景

元朝末年，奸佞当权，朝政极端腐败。元顺帝君臣骄奢淫逸，大肆挥霍浪费，弄得国库虚竭，财政极度困难。据《元史·世祖本纪》及《食货志》等记载，元朝建国起就用楮币（即纸币），先后发“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钞”和“至元宝钞”，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又于至正十年（1350年）另发“至正交钞”的新纸币，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规定新钞一贯相当于铜钱一千文，准折至元宝钞二贯、中统宝钞十贯。新钞大量印造，货币迅速贬值，在大都钞十锭（等于铜钱5万文）还不够买一斗米。“变钞”的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更为困难。同时，由于元朝政府不关心生产，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黄河在至正四年（1344年）接连决口，泛滥成灾，使老百姓大量死亡，并且严重影响到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元政府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下令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续资治通鉴》记载：“至正十年（1350年）十二月，右丞相托克托（即脱脱）慨然有志于事功。时河决五年不能塞……托克托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放于黄固、哈齐等口。又自黄陵至杨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到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个个无比愤怒。于是，“开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爆发。这首流行于元朝末年的小令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状况。

整体赏析

这首散曲取的是“醉太平”的曲牌，写的却是不太平的时世。一说曲子原题就作“讥奸佞专权”。起首两句“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就是对“大元”作开宗明义的否定。“大元”前著“堂堂”二字，讽刺、轻蔑之意十分明显，较之“堪叹大元”“可笑大元”之类的直露说法，更显愤激。
三、四两句，是对元末朝政的总结。元明间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曾载无名氏诗一首：“承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的天下闹。”可见“开河”与“变钞”确是当时激起朝野沸动、天怒人怨的两大原因。由于“开河”征发人数众多，而贪官污吏趁机克扣盘剥，工程遂成为影响中原的扰民之举。《草木子》云：“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支放，河夫多怨。”加上治河过程中，民夫掘出石人，上有谣谚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乘势以之为号召，发动了红巾军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元王朝的灭亡。由于“变钞”后，新钞粗滥不堪使用，结果民间反以加三四成的补折倒换旧钞，即下文所谓的“钞买钞”，钞法的实行使赤贫的老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惹红巾万千”，一个“惹”字直接揭出了官逼民反的本质，“万千”二字则以红巾军的声势来见出统治者取“祸”之危烈，感情色彩十分强烈。

“官法滥”三句是进一步的剖析和说明。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刑法又极为惨刻苛细；官吏作奸犯科，与盗贼伉靡一气，善恶颠倒，黑白不分，已无社会正义或公理可言。《尧山堂外纪》载：“至正间，上下以墨为政，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轻薄子为诗嘲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都是当时笔记上的实录。

“人吃人”三句是当时人民群众灾难的典型概括。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据《乾隆平原县志》卷九载，至正四年（1344年），山东一带“八月复霖雨，民饥相食”。除了天灾，更有人祸。朝廷的更定钞法导致钱钞贬值，民间反以钱换钱，当时用旧钞换新钞要打折使用，并要收取所谓工料费，百姓又受到盘剥。可见曲中这三句的提炼，是既典型又全面的。

末句的“哀哉可怜”四字，将上述种种骇人听闻的黑暗情状尽行摄人，痛恨、感伤、冷蔑、无奈，这是只有身在其境的此中人才能抒发出来的。
这支小令直陈时事，感情如火山喷薄而出，不假雕饰，义正词严，淋漓痛快。曲子格调质朴自然，语言辛辣明快，重叠对偶句式的运用于变化中见工巧。尤其是四、五、六三句，将七字句的定格化为三组三字语形成的长句，音韵铿锵，若吐骨鲠。全曲几乎近于民谣，押平声“先寒”韵，声韵通达而响亮。元散曲中，像这样锋芒毕露、直接诅咒政治的作品不多，故此曲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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